大概是在1991年的7月間，我跟一個外號叫「雞腿」的屏東技術學院（簡稱屏技，目前的屏東科技大學前身）學生，各自扛著研究室的大背包，裡面裝著山上生活的必須用品，前往霧台鄉找尋原民獵人。
因為連日下雨，我們的客運不得不在一處大崩塌停了下來，然後就這樣徒步幾小時，最後終於走入了霧台的神山部落。這是一個作為自然科學訓練學生的我，第一次的類人類學田野經驗。
當時，我正在英國倫敦大學的大學學院（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UCL）生物系攻讀學位，我的碩士論文想要探知1990年公佈的《野生動物保育法》究竟對於原住民的狩獵活動有何影響？「雞腿」是屏技裴家騏老師的學生，在完全沒有經費挹注下，裴老師的研究室支持我，讓我可以執行這樣的獨立研究，裴老師的研究室大約也是這個時候開始了魯凱族狩獵文化的相關研究。在此之前，他也在北部山區與泰雅族的獵人、山產店合作，研究山羌的生殖生態學。
深入田野卻得不到信任
我與「雞腿」在人生地不熟的情況下，走入了神山部落的羅達成先生家裡，他開了一間雜貨店。我們說明來意，但他的言語中顯然帶著許多的保留與質疑，對於狩獵的內容採取非常謹慎的態度，多少也在探尋我們的來意。我的印象中，他試圖表達的是：原住民對於狩獵的態度，跟政府以及學術單位有極大的不同，千萬不要用外部眼光來看待他們的狩獵行為。他雖然好意接待我們過夜，但卻不告訴我們關於狩獵的細節。他的表態讓我感到好奇，後來我才知道他是當地以狩獵維生的關鍵人物。
隔天，我與「雞腿」得到霧台國小校長杜傳的協助，可以暫住在教室裡面，於是我們便帶著一、兩瓶米酒與花生米在部落走動，希望能夠找到可以訪問的獵人。當時，我對於原住民充滿了漢人的刻板印象，以為有酒就可以攀談聊天，但事實上我們在部落裡晃了幾乎一整個星期，得到的幾乎都是相當冷漠與懷疑的回應，酒與花生應該是我們自己處理掉的吧！
這樣的結果與時間的流逝，讓我非常焦慮，因為我大概只有3個月的時間，必須結束我的田野工作回到英國完成論文。訪談進度的遲滯，部落內人際互動無法展開，都讓完全沒有人類學田野訓練的我，感到無比的挫折與擔憂。當時，「雞腿」因為是一個大學生，本來只是陪伴我上來完成一個小作業，但眼看無望，就找個理由說要先下山，後來就只剩下我一個人，形勢顯得更加艱困。
在部落裡，我除了自己帶來的食物外，偶而還會去羅先生的雜貨店吃東西，在部落閒晃找人聊天。有一次在路邊，我看到了裡面關著白鼻心的籠子，剛好鄉長就在附近，他竟然告訴我，現在原住民都已經沒有在進行那些「血腥的」狩獵行為了。鄉長的說法，重重地敲擊了我，這不是睜眼說瞎話嗎？但，我也才明瞭自己在進行一項極為艱難的研究工作，這個工作沒有信任是無法達成的。
有一次我靈機一動，便走去部落裡安息日會的教堂拜訪牧師，說明來意，誠懇地介紹自己也是牧師的小孩。於是從信仰的話題開始，我們逐漸熱絡了起來。在有了一些起碼的信任之後，我問牧師是否可以介紹一些獵人讓我認識，他也坦承有難度，但看我不像是會舉報的人，後來他終於鬆口，告訴我他家隔壁就住著優秀的獵人，並且親自帶我去拜訪。我的訪談工作就在牧師的幫助下，如滾雪球一樣地展開。
「可以喔！」究竟是什麼意思？
我的訪談過程，如今回想也充滿了趣味。印象中，我訪談的對象年紀都偏大，語言溝通是一個極大的問題。我因為經驗不足，也沒有經費，所以並無法找到協助翻譯的人。所以，我只能盡可能用很慢、很簡單的句子講話，然後等候老獵人們的回應，他們的回答也都很簡單。
在問卷中，我想知道他們針對不同野生動物物種的狩獵數量究竟有多少？由此試圖推估山產的消費量，以及對野生動物族群的衝擊。這些問題的設計是根據當時的國際保育組織Traffic Taipei研究者Kris Nowell先前的研究而來。當我問到他們一年可以打到幾頭山羌？水鹿？山豬？山羊？等問題時，多數的人都是進入沉默的狀態，似乎不知道如何回答。其實，這個表面上看起來很簡單的問題，以我現在的人類學認知，知道其實是很困難的。不是他們不知道，而是我問的方式有問題。
當時，為了解決困境，我用了一種很取巧的方式，就是讓問答題變成選擇題：「山羌，一年50頭？60頭？70頭？或是更多？」但即便如此，多數人還是沈默。我只好問，50嗎？然後就會聽到他們用魯凱腔的北京話說，「可以喔！」。接下來，我再問，那60？結果答案還是「可以喔！」這樣子一直問到70或是80，答案都是「可以喔！」其實在過程中，我對於取得數字感到極大的懷疑，心中一直反問自己究竟這個「可以喔！」是什麼意思呢？
有時，我會在一系列的問題之後，再回來檢驗同樣的問題，但用一個比較誇張的數字，例如：「山羌，一年150頭？」結果有幾次還是聽到他們回答「可以喔！」這個「可以喔！」令人稱奇，也富含深意，可能是在他們狩獵生命中的不同年份，或是他們對於時間的理解跟我們不同，又或是他們在表達一種應然而非實然的狀態。我相信這些老獵人並沒有存心欺騙我，而是我們真的處於不同的語言與文化脈絡。經過數十年之後，我承認當時我的研究假設與方法確實很粗糙，也很可疑。同時，這個「可以喔！」的回答至今都還在我的腦海中，成為學習原民知識的認識論與方法論上的重要提醒。
頭目的憤怒，是我認識原住民文化的起點
我的訪談，自從牧師的引介就開始順利了起來，甚至延伸到佳暮、阿禮與大武等部落，在訪問獵人與野生動物關係的同時，我也得知原民獵場與傳統領域（1990年代還沒有這個名詞）等土地利用與權屬的傳統概念。在這些土地裡，野生動物以及愛玉子，金線蓮等魯凱族人採集的植物都是彼此關聯的。
我的訪談是在訪談霧台的頭目包青春先生之後告一個段落，這個訪談結果並不是很愉快，對我而言是一個極大的震撼，我甚至認為這是開啟我對原民生態人文認識的啟蒙時刻。
我們的訪談一開始很順利，可能也因為如此我的問話就逐漸大膽與挑釁，在記錄下他對於野生動物的狩獵資料後，我竟然問他，「知不知道國家有法律禁止原民狩獵這件事？」我原本是好奇想知道他的想法，但此舉卻讓他突然勃然大怒，從椅子上站了起來，然後語氣激動的質問，「為什麼不可以？」他大聲說，自己的祖先已經狩獵幾千年，也沒有將動物打光，為何政府會有如此不合理的禁令？他寧願被政府抓去關，也會一直繼續狩獵下去。
接下來，他很不悅地要求我馬上離開他家，他不歡迎我，整個人幾乎持續在盛怒之中。我有點害怕，只能在匆忙的情況下倉皇走出他的家門。我一頭霧水的走在石板路上，思考著我到底做錯了什麼？怎麼會一下子就惹怒了部落的頭目？
經過30多年後的現在，我當然可以理解包頭目為何會如此憤怒，但在當下確實就像是當頭棒喝。這種感覺有點像是Aldo Leopold在〈像山一樣思考〉的散文中描述他看到被獵殺的母狼垂死時，眼睛所射出那道最後的「兇猛綠光」（a fierce green fire）所帶來的震撼。母狼雖然身受重傷，可是眼神中所透露出的它者野性，其深邃的程度足以讓Aldo Leopold無法一時明瞭，但卻又深有所感。研究Leopold的學者公認這是他日後悟出土地倫理的重要時刻。同樣地，1990年代我在霧台一連串的誤打誤撞事件，最後在頭目的盛怒之下，牽引我日後投入生態人文的研究與實踐，這是我認識原民文化的開始，也是我體會生態人文意涵的起點。從那時候開始，我就埋下了從自然科學的興趣轉向人文社會關懷的跨域之路。
在霧台，我遇見了它者，而它幫助我更認識自己。原來，它者與自我並非截然二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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