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子化問題是近年經常被提及的「國安危機」，台灣的總生育率從1980年代平均一位婦女一生中生育子女總數為2.5個，到去年（2021年）僅剩不到1個，育齡婦女的總生育率遠低於人口替代水準。
面對快速下滑的生育率，政府提出了許多政策想要「扭轉」這個趨勢，像是實施育嬰留職停薪津貼、托育補助與幼兒園學費補助等，今年8月開始，每月育兒津貼從3,500元調高到5,000元。除了中央政府外，各縣市政府也依照胎次，發放5,000至30,000元不等一次性生育獎勵金。
各類育兒補助，降低生養小孩的機會成本
從經濟理論的角度來看，這類補助政策主要是透過兩種機制來促進民眾的生育意願：價格效果與所得效果。首先，由於養育兒女相當耗費時間，對個人生涯規劃影響甚鉅，若是不想犧牲自己的職涯發展，就得花錢請人來照顧小孩。價格效果是指提供生育補助可以降低上述因生小孩帶來的機會成本，尤其是時間上的損失，讓生育這件事變得便宜（價格下降）。
例如：每月發放托育補助8,500元，對於一個月花17,000元在托嬰中心費用的家戶，相當於減少50%的成本，這會讓家長更有誘因利用托嬰服務，來減輕小孩對個人時間安排的衝擊，進而提高生育意願。另一方面，任何現金補貼或多或少都能提高家戶的可支配所得，所得效果是指收入變多會增加家戶對任何消費的需求，包含用在孩子的花費。
上述兩種機制背後代表的政策意涵不盡相同，若是所得效果是影響生育決策的主要因素，則政府進一步加碼現金補助額度，應該能有效提高生育率。相反地，若是生育變化主要來自價格效果，則政府未必需要靠砸錢來達到目標，任何能夠降低家戶生養小孩機會成本的政策工具，都能發揮促進生育的功效，像是對育嬰期間工作職位的保障，普及與完善公共托育服務，讓父母得以兼顧工作與育兒，不須因為養育小孩而得放棄自己的未來發展。
收入提高，就會想生小孩？
過去文獻大多發現育兒津貼、生育獎勵、提供育嬰假與托育服務等政策的確能提高生育意願，利用台灣資料得到的結果也不例外。因此，接下來的問題是，這類政策主要是透過哪種機制（價格效果或是所得效果）來提高生育率。筆者與國立政治大學台灣研究中心的團隊利用行政資料試圖估計「所得效果」對生育的影響，即家戶生育行為純粹因收入提高而產生的改變。
要估計出純粹的所得效果並不容易，因為家戶收入高低往往跟教育程度、工作型態等同時會影響生育決策的因素有關。為了排除這些干擾因素，我們利用機會中獎所得（即中樂透或統一發票），比較一群正值生育年齡的男女，一組人很幸運中了100萬元以上的大獎，一組人則只有中1萬元以下的小獎，觀察這兩組人在幾年後的生育狀況，因為獎金是隨機分配，跟任何因素都無關，因而我們可以確認兩組人生育狀況的差異，可能就是來自於中大獎造成的所得提升所致。
研究結果顯示，中100萬元以上大獎的那組人，生育個數大約增加0.07個，也就是說每100個中100萬元以上的家戶，最後會有7個小孩會因這筆意外之財而誕生。
我們也進一步將大獎金額區分為100萬到999萬元之間與1,000萬元以上，發現中獎促進生育的效果，集中在那些中1,000萬元以上的家戶，若是中的獎項不夠大（即1,000萬元以下），人們的生育行為也不會因此改變。有趣的是，1,000萬元大概是過去研究估算養一個小孩從出生到18歲所需的花費。
從上述結果可知，單靠發錢增加家戶收入來提高生育率，效果相當有限。若是所得效果不是影響人們生育決策的關鍵，那麼要靠政策能改變人們生育行為，很可能得仰賴價格效果──降低養育小孩的機會（時間）成本。
養育小孩開銷大，個人時間也受衝擊
近期有研究利用歐美國家的資料，發現養育小孩的機會成本相當大，且主要是由母親所負擔，女性在生完第一胎後，勞動所得會下降許多，因為有相當比例的人退出勞動市場，或是轉換到收入較低但上班時間較有彈性的工作型態（例如自營工作者），且這個負面效果會持續十幾年，被稱之為「育兒懲罰」。
筆者與政大台灣研究中心的團隊利用台灣資料也發現類似的現象，女性在生完第一胎後，不論是就業率與年所得皆呈現明顯下滑，但男性則無影響，這讓男女之間的年所得成長率在小孩出生10年後，產生近30個百分點的差異。
總的來說，養育小孩不單只是增加許多開銷，更重要的是對個人時間安排的衝擊，如何讓父母不因小孩出生而犧牲自己的發展，應該是政府促進生育政策處理的核心議題。
（作者為中央研究院經濟研究所副研究員，加拿大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經濟學博士，研究領域為公共經濟學、勞動經濟學、健康經濟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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