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此專欄中，我從各種角度解釋過：雖然現在「台日友好」一詞盛行，但現實的台日間卻存在著不少嚴重矛盾，不過不少人似乎對此毫不自覺或避而不談。
坦白說，近年來當聽到「台日友好」這個魔法詞彙時，我確實往往不由得稍微警戒。然而，我並非否定台日友好本身。說到底，不論台灣、中國、韓國、越南、印尼、美國，全世界任何國家、民眾本來都要和睦相處，而不論亞洲國際情勢如何，台日雙方民眾都要保持良好關係。不僅如此，近來在媒體上接觸到一則關於一對台日伴侶的新聞時，我感受特別深刻，且認為在台日歷史上他們的出現有著重要意義。
台日都有不同的政治形態
據媒體報導，今年8月日本愛知縣高濱市議員柴口征寬與旅居日本的台灣籍大學講師劉靈均，在台北根據《涉外民事法律適用法》第8條規定登記結婚，成為日本首位同婚議員。柴口表示，他在小學時就意識到喜歡同性，但因為擔心受到歧視和偏見，無法向周圍人們出櫃，但兩年前與劉靈均相識後就此改變。劉靈均在日本多年，從事LGBTQ文學、華語文學、社會運動的學術研究，在他的協助下，柴口現在為改善地方民眾的生活環境而擔任議員。
我為何關注這則新聞呢？理由之一是因為，雖然台灣媒體很少提到，但柴口征寬並非執政黨議員，而是屬於日本共產黨。二戰後台灣的國民政府一直以來與日本政界都有聯繫管道，但其對象都是自民黨清和會等保守派，現在台灣政府對日外交的主要管道大多也是右派政客。雖然在今日的國際情勢中，台灣確實須重視與自民黨的關係，但我們仍然必須反思過於依賴他們的對日政策有無風險。
今年1月日本最大在野黨立憲民主黨的議員團訪台，而7月立憲民主黨、國民民主黨、日本維新之會的議員也來台，與蔡英文總統等人會面。研究台灣政治的日本學者小笠原欣幸就此表示，從前日本的對台外交一向以自民黨為主體，但以後在野黨也須增加對台交流機會。
從前，即使台方願意與包括執政黨、在野黨、保守派、自由派在內的日本政治人物進行全面性交流，日本的在野黨也不重視台灣。小笠原表示，台灣有各種各樣的意見和政治立場，希望藉由與包括在野黨、自由派在內的各種黨派交流，促進新的發現和理解。但我認為，台方確實也有台日關係太過依賴自民黨的狀況，希望台方也發現且理解日本有各種各樣的意見。
隱蔽的冷暴力
然而，更加重要的是，這對台日同性伴侶所進行的政治社會運動，顯然與近年來在世界各地進行的LGBTQ權利運動、#MeToo等「對抗被隱蔽的暴力」之運動有著密切關係。
很遺憾，不論哪個國家，現代社會的各個角落裡，各種各樣的「被隱蔽的暴力」仍到處蔓延，壓迫和傷害人們的生命、靈魂，且剝奪自由的想像力、行動力、創造力。為開拓充滿自由和創造力的未來社會，必須打破此種暴力。身為一個在台日籍人士，我希望台日雙方人士為此共同做出貢獻，我們該從中尋找「台日友好」的真正意義，這就是我重視那對台日同伴的最大理由。
何謂「被隱蔽的暴力」呢？為回答此問題，我們須思考稱為「冷暴力／道德騷擾」（moral harassment）的概念。這是1998年法國的精神科醫師瑪麗法蘭絲．伊里戈揚（Marie-France Hirigoyen）提出的，指的是在家庭、職場等社會場所可見的，以語言、態度、人際關係等手段主宰、控制、剝削對方的精神虐待。這有時以性騷擾、職權騷擾等形式呈現，但除了上司欺壓下屬外，還有騷擾同事、下屬欺負上司等局面，並且它表面上不起眼，受害者往往難以獲局外人的理解。伊里戈揚的著作在台灣2015年出版中譯版，現在網路上可看到許多相關資訊。在日本，近年來此概念以「モラルハラスメント」（モラハラ）之名受眾人關注，不少職場已開始強化防止對策。
而特別值得關注的是，現任東京大學教授的經濟學者安冨步特別重視冷暴力問題。她以瑪麗法蘭絲．伊里戈揚的論述為出發點，從涉及複雜性科學、模控學、經濟人類學、管理學、歷史學、文學研究等的跨域方法探究此議題，且提出為闡明現代社會的病理之基礎理論。在《活在複雜性中》（2006）、《為生命的經濟學》（2008）、《連鎖的冷暴力》（2007）、《誰殺害小王子？》（2014）等大量著作中，安冨步表示，冷暴力的本質在於「與隱蔽相結合的暴力」，而非單純的露骨暴力。當人類和人類進行溝通且形成社會時，冷暴力就難以避免地發生，扼殺人類天生就擁有的自由且豐富的生命力和創造力，甚至將其靈魂殖民化、奴隸化。
說著愛你卻傷害你：解析冷暴力
據安冨步所言，人類本來無法理解別人，因此若要與人溝通，最初就須先勉強打造某種理論，用以摸索對方所發出的資訊意味著什麼，而後一面繼續進行溝通、一面不斷地更新關於對方的理論。當這樣的「學習」、「回饋」迴路正常起作用，雙方都不斷地重新認識對方且改變自身時，就能形成健全的溝通場所。然而冷暴力的加害者卻濫用此溝通過程，將其作為主宰對方的手段。也就是說，加害者自己停止「學習」和「回饋」過程，且向對方發出單方面的資訊，讓受害者陷入混亂中，使得對方的「學習」都變成徒勞無益。
例如，兩人高興地交談時，加害者突然擺出一副不高興的模樣，如嘆氣、諷刺、說出批判言詞等。那時因為那些攻擊性資訊與受害者心中所形成的關於加害者之理論相互矛盾，受害者感到違和，會試著重新打造關於對方的理論。若加害者一貫擺出攻擊性態度，這算是一般的暴力，雙方關係只是單純的敵對關係。不過，冷暴力加害者會接下來就做出若無其事的模樣繼續交談，並且發出隱蔽自己暴力的資訊，如「我愛你」、「我關心你」、「我們都是朋友」、「我對你的評價很高」等等。
藉由這樣同時發出相互矛盾資訊的方式，加害者讓受害者陷入混亂中，使得他為理解加害者付出無效的努力。加害者始終一動不動，單方面讓受害者東奔西跑，徒勞無功。在此處境下，受害者疲憊不堪，失去信心和判斷力，無法相信自己本來的感覺，懷疑自己是否有錯誤，甚至懷有自卑感和罪惡感。
不僅如此，冷暴力的受害者往往以為若離開此關係就不得了，懷有強烈的恐懼，精神如同被五花大綁。更悲慘的是，不少受害者本人不僅無法發現自己被當作物件且受控制，也往往在不同場合中，自己變成冷暴力的加害者，傷害別人。如此一來，冷暴力的惡性循環就如吸血鬼一般擴散，在社會中四處蔓延。
重要的是，安冨表示這樣的冷暴力過程，在家庭、學校的「教育」本身中普遍存在，許多孩子們在教育過程中被傷害，其靈魂和原本的感覺都被扼殺。據安冨的說法，人類天生就擁有自己本來的感覺，孩子們以此感覺為基礎，不斷讓「學習」、「回饋」迴路起作用，摸索該如何認識外界且與別人建立關係，此過程一輩子都不會結束。不過，若在教育過程中，家長、教師一邊施暴一邊發出「都是因為愛你」、「都是為了你」等矛盾、欺瞞的資訊，孩子們就陷入混亂中，且無法信任自己原本的感覺，煩惱於自我厭惡，最後背叛自己本身，全面內化大人單方面所強迫的規範。
所謂「規範」，就是為理解別人且與社會建立關係的線索，但受到冷暴力的人們停止「學習」、「回饋」迴路，以為一切都是規範。幼時受到這種虐待的人們容易失去自由的創造力，並且向別人施加同樣的暴力。安冨步依據瑞士心理學者愛麗絲・米勒（Alice Miller）的學說，將這種教育稱為「黑暗教育」。
近代日本的立場主義和冷暴力結構
有趣的是，安冨步指出，冷暴力就是軍國主義、殖民主義的基本原理，現在日本人仍須面對從前對近鄰國家施加冷暴力的後果。不僅如此，近代民族國家本身也是基於「暴力與隱蔽暴力」的雙重結構。若要主宰人民，露骨的暴力缺乏效率，政治權力須以某種正當性隱蔽自己的暴力性。因此近代民族國家以醫療、福利、教育等政策，一邊隱蔽暴力，一邊馴服民眾。人民本來擁有各種各樣的文化、語言、歸屬意識，但近代國家藉由如此讓他們內化共通的國家規範，主動地服從於政治權力。
據安冨所言，在世界上，相較於其他國家，日本其實更為順利地適應這種政治框架，日本高度經濟成長成功的原因，正在於此。那麼為何日本那麼能適應近代民族國家體制呢？安冨指出，關鍵在於所謂「立場主義」。
從前我在〈頂大菁英的空殼：從日本學歷主義思考台日社會〉一文中曾提及，安冨步批判地分析福島核災爆發時許多擁有高學歷的東電相關人士、御用學者，運用充滿欺瞞的「東大話法」，企圖保衛自己的立場。安冨認為，在日本，與任何事情相比，人們更重視立場，為了保衛立場且實行立場所附帶的任務，人們任何事都要做，且絕對不可以威脅別人的立場。只要守住此原則，在日本就能安全地過生活，若一旦侵犯它，就沒有人會同情他。
自南北朝時代至戰國時代，日本社會漸漸地形成稱為「村」、「家」的地緣同族組織，而江戶時代的日本社會以其為基層單位，幕府利用此組織統治社會。到了明治時代，此結構有所改變，負責兵役等社會職責的基本單位已是每個人民。然而在近代日本，個人主義仍然十分弱小，人們無法作為個人活下去，都在各種各樣的「立場」框架中生活，扮演適合的角色，實行被分配的「役（任務）」。在此框架下，最重要的始終是作為容器的「立場」，而人類只不過是填入此中的零件而已。
安冨步表示，由於立場主義要求人們在別人所主宰的框架中生活，且扼殺和背叛原本的自己和活生生的感覺，因此可以說它不外是冷暴力本身。但近代日本在此冷暴力框架上打造民族國家，結果獲得了空前絕後的成功。在近代軍隊組織中，最重要的是讓許多人們一同採取整齊劃一的行動，且產業工業社會也需要能夠順利運轉巨大複雜機器的集體組織。由於立場主義能使人為完成自己的「役」拚命奮鬥，因此極為適合形成且經營近代社會。
1950～70年代日本經濟高度成長時期，在日本的各個職場裡，男生一心一意守護自己的工作崗位，而女生則在家庭裡專心家事和育兒，孩子們為進好學校、公司而讀書和準備考試。人們相信只要這樣就能獲得被人視為「成功」的人生。在此體制下，國家實現了驚人的經濟成長。
問題是，如今這種福特主義工業模式已過時了。從前的日本企業有許多立場，能力程度中等的男性員工一起合作運轉巨大的組織、機器。但電腦和機器人出現以後，已不再需要那麼多的立場。在中國、印度等國家中，只有能力出眾的菁英份子才能擁有自己的立場，在他們的指揮下，沒有立場的大量低薪員工負責工作，這樣的生產系統更適合21世紀的產業模式。諷刺的是，從前實現空前絕後的經濟成功之立場主義系統，現在卻變成了日本「失去的30年」最大原因。
若要對抗新興國家，日本必須打破立場主義的侷限，且讓人民恢復「生命力量」，以打造富有彈性且能夠刺激創意的工作、職場、社會。不過，泡沫經濟後日本沒有選擇這條路。由於立場主義者們始終只從立場角度思考，永遠打算維持既有立場，甚至增加沒有用的立場。在立場主義社會下，即使有創意和熱情，沒有立場的人難以獲得尊敬和信任，借不到資金，也得不到客戶。在這樣的社會中，年輕人難以發揮自由嶄新的創意，也無法創造新事業。
現在日本的立場主義面臨著崩解時刻，但自民黨政權卻沒有這樣的自覺，只呼籲「Japan is back」那種空殼式的國家主義口號，並以「安倍經濟學」之名投入巨額財政資金，提高股價，降低日圓，以幫助大企業的出口利權。但這種措施只是安慰失去立場人們的空虛感，為勉強延長立場主義的壽命注入興奮劑、防腐劑而已。
身處冷暴力卻不自知
為何安冨步提出這樣的論述呢？事實上，理由在於她自身的經驗中。安冨以男性身體出生，但近年來頻繁在電視、廣播、網路等媒體中以留長頭髮、化妝、穿著女裝的模樣出面，解釋自己的人生道路和其獨特思想，以「女裝東大教授」之名廣為人知。她於京都大學經濟學部畢業後進入住友銀行，後來回到母校就讀博士班，從事近代金融史研究，1997年以《「滿州國」的金融》一書獲得第40屆日經經濟圖書文化獎，2000年就任東京大學綜合文化研究科助教授。乍看之下，安冨是一個令人羨慕不已的頂峰級菁英分子，也可謂當代日本最重要的經濟學者之一，但她卻頻繁表示她的人生就如地獄般充滿著痛苦，內心經常有想死的念頭。
據她說，她母親幼時受過軍國式教育，始終在精神上控制兒子，經常對安冨要求做「成績優秀的好孩子」，不過當時安冨還以為那是母親的「愛」，無法發現其實是「暴力」。長大後，安冨身心投入研究活動，但她並非純粹地享受學問，而是期待獲得學術界的稱讚、找好職位的念頭更強烈，即使得獎且能任職於東京大學，她的痛苦都無法消滅，只覺得「這樣就不用自殺了」而已。
不僅如此，當留學英國、在大學裡工作時，安冨發現在周圍各種權力結構、暴力、剝削到處橫行霸道，她從心底厭惡自身也活在此中。當時她仍然受到母親的精神支配，同時也遭妻子施以冷暴力，兩人都只關心作為東大教授的社會頭銜和作為學者的能力，否定她的人格。在離婚且和母親斷絕關係的過程中安冨身心疲憊，並且發現她本人其實也沒有以真正的愛對待自己的孩子們，而是將自身所受過的暴力轉移至孩子們身上。
安冨表示，她能擺脫痛苦的契機之一，是她開始練習騎馬。馬本來就是力氣甚大且非常怕生的動物，無法以暴力、高壓態度、金錢及社會權力馴服牠，因此藉由與馬心靈相通，她能改變從前的自己。不過，就安冨而言，更為重要的契機是穿女裝。50歲時她偶然發現她身體穿上女裝就十分舒暢，之後都無法接受男裝，於是她把從前所持有的衣服統統處理掉。後來，她在職場等場所都穿著女裝現身，雖然吸引眾人的好奇眼神，但長年來的心靈痛苦不可思議地雲消霧散，現在她根本無法想像自己是男性。也就是說，多年來折磨她的痛苦之本質，其實是在她和家人的心靈中被內化的近代日本的立場主義和冷暴力結構，後來安冨面對自己痛苦的真正原因，到50歲時才能恢復自己原本的樣子。
打破台日的冷暴力結構，期待多元創意的共榮社會
寫到此，現在讀者們也許能推測出，我為何花了這麼多的篇幅介紹安冨步的冷暴力理論和她本人的人生故事吧。近來「台日友好」一詞盛行，但台方對日本的態度無法說沒有問題。不少人士讚美日本時常提及「職人魂」、「武士道精神」，意思似乎是誇讚日本人在特定的立場上一心一意完成任務，毫不妥協，且為了特定的目標，負責各種崗位的人們團結一致。或許，這種印象除了日據時代的軍國主義外，還來自從前台灣進行工業化的過程中與日方企業合作的歷史記憶。
當時日本的立場主義工業模式進入全盛期，為企業和企業中的立場「滅私奉公」（消滅私心，一心為公）的日本上班族，也許給予台方人士強烈印象。不過，如今這種產業模式已過時，在立場主義下一直被隱蔽的矛盾到處顯現。在此情形下，若台方依著過去的固定觀念讚美日方、且只重視與保守派的關係，說不定會幫忙日方人士沉湎於過去的成功，更勉強延長立場主義壽命。此情形對台日雙方的未來能做出何種貢獻呢？
現在台日社會需要的是培育自由且富有創意的新產業。為此必須讓人們恢復真正的自身，且打破被冷暴力多重綑綁的人際關係和社會結構。現在世界各地民眾進行LGBTQ權利運動、#MeToo等，不少職場為消滅各種騷擾開始採取相關措施，此動向意味著，從前一向在隱蔽的暴力之下無法發聲的人們，開始試圖解放且恢復自己。
事實上，我自己也曾遭受且目睹精神暴力，但目前在台灣許多職場尚未設有獨立的對策組織。我希望未來台灣社會更為關注冷暴力問題，為減少包括職權騷擾、性騷擾在內的各種隱形暴力採取有效的措施。
此外，我認為台灣還需改善虐待兒童、填鴨式教育、考試成績至上主義、家長過度干涉孩子等。那些都是台灣社會中多年蔓延的冷暴力，它不僅違背人道、人權，也不利於現在的產業結構。21世紀的產業社會需要的是能活在自我本身且富有自由的想像力、創造力、行動力之多元人才。為克服環境汙染、經濟差別等資本主義所帶來的各種問題也需要他們的力量。
安冨步表示，為克服立場主義的侷限，關鍵在於稱為「無緣者」的人們當中。這就是日本史學者網野善彥、勝俣鎮夫所提出的概念，意旨在中世紀日本社會中，賤民、藝人、妓女、罪犯、流氓、手工業者等民眾活在一般社會的規範、契約、人際關係之外，他們雖然經常遭受排斥和歧視，但卻能擁有一般人得不到的自由，而歌舞伎、能樂、煙火、各種工藝品等許多日本文化，其實是由此種「無緣者」創造的。
「無緣」的原理在現代人類社會中仍然普遍起作用，有時讓停滯的社會秩序重新活化，例如於高度經濟成長時期的日本，雖然立場主義體制堅如磐石，但在此中部份人仍發揮能打破一般常識、立場規範的創意和行動力。由於從前日本存有能讓這種「無緣者」活躍的空間，因此創造了許多嶄新的事物。
事實上，我在文章開頭部分所提到的那對台日同性伴侶，可說算是在台日雙方社會中一直被視為「與一般人不同」的「無緣者」。未來台日雙方須加強以這樣的人們為主軸的關係，以打破台日社會中仍留下的冷暴力結構，且創造富有自由、想像力、創意的政治、經濟、社會、文化。
此外，雖然目前我擁有作為大學教師的立場，然而由於從前從批判角度研究日本文學研究史，且現在以一個外籍人士身分在台灣用中文進行學術言論活動，因此在台日學術、言論界中我自己也可能算是某種「無緣者」。作為一個「無緣者」，我希望繼續發出與主流論述不同的聲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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