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時期，在台灣的朋友常會對我們這群「滯日台胞」說：「好羨慕新冠時期你們還可以在日本旅遊喔！」殊不知，大多數人都恨不得抱著電腦回台灣遠距上班，偏偏電視報導的那些可以長期在家工作的公司，永遠不是自家。
不過想想10年前，自己也是那個對日本充滿粉紅色幻想的大學生，經過多年職場磨練，已經算半隻老鳥。每當朋友詢問日本職場的資訊時，只能說：可以挑戰海外工作，但不要把日本想像得太美好！
加班兼讀懂職場空氣，還要喝酒應酬的日本工作日常
2016年新聞報出日本電通公司女性員工自殺消息時，身邊不少年紀相近、在類似公司上班的日本朋友，對事件的想法普遍是：「這女生在進入電通之前應該就知道，像電通這樣的高薪公司，本來就是這樣的加班文化吧？沒搞清楚就去工作，自己也要負責任！而且，我加班時間比她還多欸！」
聽到這番言論時，一邊擔憂朋友的身心健康狀況，也嗅出日式職場的價值觀，或許跟我們外國人有很大的不同。日本傳統職場就像「當兵」，為了適應公司文化，大學剛畢業的新入職員通常會住在便宜的公司宿舍。雖說能夠省房租，但代價是半夜裡前輩會敲門找你喝酒，就算喝到凌晨3、4點，早上依然要比前輩早到！
上班時，比起專業能力，更重要的是讀懂職場的空氣，學習對人體貼，下班後還要訂好居酒屋，邀請其他部門的上司同事一起喝酒交流，甚至準備才藝娛樂眾人。這樣一來，你就可以在剛畢業的一兩年，即獲取年薪超過千萬日幣的收入。
這些事情發生在自己身邊，令人感覺好像坐上時光機，回到書上寫的日本傳統年代。詢問在海外工作過的日本前輩，他們給的意見是：日本職場是個很狹窄的系統，就算新一代受過多元教育，但日本職場還是單一的「上對下」溝通，唯有符合這系統的人才能繼續生存，也可以說，「被洗腦成功」的人才能留在公司，然而也會用同樣的方式對待下一代。
面對騷擾，自己要先有警覺
當初還是新鮮人的自己分配到國際事業部，可說是逃過一劫，但也聽到待在專攻日本市場的同梯受到不合理對待的事件。後來，工作上開始處理人力資源業務，也正逢日本「職場騷擾防治」法令改訂，對職場騷擾有進一步的認識。跟朋友分享內容時，朋友驚訝的說：「等等，所以上司一邊敲我電腦螢幕、一邊罵我：『你怎麼連這個都不懂』時，也算騷擾囉？」
這時，我才發現一個更嚴重的問題：不只加害人不知道什麼是騷擾，連被害者也不知道自己已經被騷擾！
在傳統打罵教育養成下，我們很難判定什麼叫「教育範圍內」，什麼程度叫「騷擾」。就以學校教育來講，60歲左右父母輩是「考試少一分打一下」的時代，30歲的我在小學還有被打過，但今天如果老師用棍子打學生，應該是直接被申訴吧！日本傳統職場的不少地方也是進行打罵教育，近期東南亞技能實習生在工地被打罵的消息上了新聞版面，然而建築產業本身接近軍隊式管理，不少日本職人一直以來是如此對待後輩，對於打罵早習以為常，沒想到這種行為觸犯現代文化，還因為下屬是現在受注目的「技能實習生」而鬧上社會新聞。
在日本充滿爭議的伊藤詩織性騷擾事件後，大企業紛紛進行「性騷擾防治」研修。在一場製造業研修中，講師隨口問一位50幾歲的高級主管：「下班喝酒後跟女性職員走到公園，一時興起擁吻她，請問這樣算不算性騷擾？」那位主管在大家面前沈默不語。底下的年輕職員忍不住暗暗偷笑：「這沈默是表示什麼？」
儘管日本勞基署早有防治職場騷擾的規則，但內容過於曖昧，直到2020年6月才對大企業執行「強化職場騷擾防治措施」，並於2022年4月1日擴大到中小企業，正式普及全國。厚生勞動省的窗口，還有英文、中文、葡萄牙文等多國語言對應。
「騷擾」難以定義，但企業必須要有讓員工求助諮商的管道
日本勞動局將職場權力騷擾（パワーハラスメント）定義為：當職場上的言行滿足「具有優勢背景」、「超越工作指導範圍」、「傷害勞動者工作環境」三項條件時，即構成「職場騷擾」行為。
騷擾言行主要為以下六大類：
- 身體攻擊：例如毆打對方。
- 精神攻擊：例如在眾人前大聲責罵。
- 人際關係隔離：例如故意將員工禁閉在個別環境工作。
- 對工作上有過大要求：例如對新入社員設定過高的業績目標。
- 對工作上有過小要求：例如為了逼退離職，只讓員工做不重要的雜務。
- 侵犯個人隱私：例如在非經過本人同意下，公布員工性向、病歷等。
列舉行為繁多，但在實際操作上，還是必須根據每個案例情況，才能判定隸屬「指導範圍」或「騷擾」。例如移動椅子時不小心輾到對方的腳趾、繁忙時期每個員工必須增加大量工作等，有數不盡的灰色地帶，因此，法律能做的就是要求企業必須對員工做職場騷擾的知識啟發、設置諮詢窗口，在被害者申訴時必須迅速回應。
今年4月伴隨「中小企業防止措施義務化」的實施，報章雜誌上再次宣傳職場權力騷擾的法規，讓勞動者得知申訴管道。但我在大企業職權騷擾防治義務化初期，剛好從事勞務相關工作，發現要構成「職場權力騷擾」並不容易！例如，職權騷擾定義的3項條件中的「傷害勞動者工作環境」，如果沒有造成勞工「實際」傷害，就難以被判定為騷擾行為。也就是說，就算上司每天辱罵你、挑毛病，但沒有拿到醫師的精神診斷書等證據的話，上司的課題只是需要「學習如何與員工相處」，不構成申訴。
再說，就算申訴成功，法令規定上雖有要求企業「不能對申訴員工做出不利的行為」，但畢竟只屬「義務」，勞基署對公司也只能「勸誡」。如果公司想逼你辭職，把你調派到其他城市或沒興趣的部門，政府也無法做出其他協助。
這樣聽起來，這法規只能讓不知道騷擾定義的人改善自己的行為，但對真正有惡意的人無法進行實際懲戒。儘管大公司設置義務已經經過2年，各處依然存在習慣性吼人、對人冷嘲熱諷的長官，就算下屬流動率高，加害者本人依然穩坐高位。面對難以改變的大環境，小員工只能想想如何保護自己。
尋找職場、家庭外的「第三場所」
外國人在職場上，常被上司或前輩用輕蔑的語氣說：「我聽不懂你的日文！」許多外國職員都會因為這句話而受傷。後來發現，這句話日本人也常對本國人說，顯然不是外國人的語言能力問題。
遇到這種情況，我自己試過這樣回嘴：「為什麼別人都聽得懂我的日文，只有你聽不懂，是不是你自己的問題？」或「我也聽不懂你的日文，所以不要對我下指令！」發現挺有效果，也讓同事知道自己的底線，後來反而都保持不錯的關係。
當然，能夠與上司爭論又不會被炒魷魚的職場不常見，我認為這跟日本視公司為家庭的觀念有關。尤其多數職員都是從大學還沒畢業就進入公司培訓，前輩對後輩有「從小看到大」的心情，上司對部下也是類似父母般教導，但有視如己出疼愛部下的上司，當然也有刁鑽的前輩。在這樣的情況下，遇到內部糾紛，還是希望雙方進行溝通，讓這個「大家庭」繼續和諧運作下去。
只是遇到紛爭時，沒權利的一方往往會選擇隱忍，甚至責怪自己太懦弱。因而現在日本企業、媒體都宣傳職場騷擾諮商的重要性，讓內向的員工知道自己遭遇的事「不是只有我一個人遇到」，比較能有勇氣表達自己的感受。政府調查顯示，近年受職場騷擾的案件升高，但我認為不是近年發生的案件多，而是越來越多人有勇氣、有足夠知識能尋找管道自救。
職場不只是工作的地方，與同事相處的時間也佔了人生的一大部分，每個人都希望建立友善的職場人際關係，如果遇到衝突，也都希望能各退一步去解決，不要撕破臉。但如果自己真的受傷了，公司又沒有信賴的人可以諮詢，卻因種種關係不得不待在現在的公司，那就要尋找下班後的「第三場所」。
社交媒體上有許多「異職種交流會」，雖然品質參差不齊，也可能遇到直銷騷擾，但有機會找到一個避風港。如果還是擔心被詐騙，可以參加住處近鄰的公民館活動，藉著多種社團或志工活動，不僅能認識自己的社區，也能找到工作外的成就感。或者各大學也推廣生涯學習課程，不僅充實自己的職涯，也能結交新朋友。
我自己也是在鬱悶的新人培訓時期，假日後就往大學進修班跑，才有機會遇到來日本進修的台灣醫師，牽線到日本台灣在宅醫療活動，而後加入日本長照領域的異職種交流會，透過與多人對話，以更全方位的眼光看待日本高齡社會。這些私下學習到的知識，甚至能反饋到工作上，了解上層做各種決策的背後原因，也得知該如何與同事溝通、對上司提案。
工作對自己而言是什麼？佔了人生大半的職涯，應該不只為了金錢。或許首先該先釐清自己、站穩腳步，再尋找「人生事業夥伴」。然而，在漫長的職涯中，不論身在哪個國家、哪個領域，一定會遇到困難、甚至刻意傷害你的人。但切記，那些對待自己不好的人，只是要提醒你：珍惜身邊對自己溫柔的人！時間寶貴，與其讓那些討厭的嘴臉出現在腦海，大不如花心力思考怎麼回饋那些幫助你的人。
隨著時間推移，有天自己也會握有或多或少的權力。就算過去在職場、甚至校園上受過各種權力不平衡的傷害，但自己抵達上位的那天，若能以更溫柔的心態對待下個世代，相信面對這個無奈的世界，會一步一步走向我們期望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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