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1月底在日本埼玉縣發生病患家屬持槍殺害醫師的社會事件。66歲的嫌犯指稱，92歲母親臥病在床時，醫療人員沒有細心照護她，因此他們必須負起母親過世的責任！
嫌犯表示，每次去診所時，總是必須等待很久的時間，醫師不但沒有先讓母親看診，來家中診療時，明明跟醫師說母親都沒吃東西，但醫師卻只說母親已經到末期，甚至連藥都不給。因此在母親去世後，趁醫療人員前往慰問時，叫到母親的屍體面前，持槍殺害。
對這事件，創設失智VR教育的長照機構經營者下河原忠道社長表示：「有種『開始了』的感覺。這是個想要有好的照護，卻無法得到的時代。之前已經多次警告過，如果照服員不夠的話，家屬心生不滿而導致的社會事件會持續增加。長照人力不足的問題，勢必加快腳步對應。」
經營18間在宅醫療診所的悠翔會理事長佐佐木淳醫師也在訪談時說到，家屬面對親人死亡時，對醫療人員發怒的事件並不少見，但走到使用獵槍殺人的地步，還是很令人震驚。在宅醫療多協助臨終病患走到人生最後，送走死者後，也都會前往弔唁關懷。然而，許多人在失去親人時會產生「如果當時……就好了！」的自我責怪情緒，當自己承受不起時，容易將痛苦轉嫁到親近的醫療人員身上，認為是他們的錯。
防止騷擾照護人員的法律保護
「人在痛苦中會不自覺地傷害人」，臨終照護專家小澤竹俊醫師曾在書中如此說。在《生命的課程》（いのちの授業）書中有一段醫師與中學生的對話，談到為什麼知名法國球星席丹會在自己生涯最後一場世界盃上，只因對手挑釁用頭槌撞人，就讓自己被判出局？難道身經百戰的他不知道，這是場重要的比賽嗎？
主角想了想，回答：「想必他當時一定很難受吧？」
不只是知名球星，相信大家從小多少有被激怒而反擊同學、跟朋友打架的時候。難道我們不知道打架是不好的嗎？應該也有許多人有過經驗，看到自己考卷成績不理想，父母才剛開口詢問，我們就先生氣反擊。跟朋友打架、與父母頂嘴，這不代表他們對自己不重要，只是在情緒來臨下，人很容易一時衝動而做出讓自己後悔的行為。因此，必須先意識到「我現在處在痛苦中」，並接受這情緒，轉身尋找傷害他人或自己以外的紓解情緒管道。
有臨終照護先備知識的照服人員，能以專業角度對應家屬的負面情緒。只是，有些人的言行已經超越容忍範圍。佐佐木醫師提到，約在1,000個案例中會遇到1位這種情況，如果院方盡力溝通卻依然無效時，只能表明拒絕接案，並請其他專業人士介入。
根據NHK調查，有半數以上照服人員都曾受到來自工作上的騷擾。尤其比起相對有距離感的醫師，家屬、甚至受照護者本人，對親近的護理師、照服員更容易發生精神與身體暴力行為。為了保護珍貴的照服人才，厚生勞動省發布《照護現場騷擾防治對策》，力行照服現場的騷擾防治。
去年年末，我們單位的工作現場就有家屬指責居家照服員弄壞家具，要求賠償。當我們將這件事呈報給本部時，本部回覆說，這件事有涉及恐嚇之嫌，接下來交由律師處理，不必再與家屬多說什麼了。當時上司感慨地說：「我入行10幾年來，這是第一次有律師介入呀！」我心想，日本照服員這數十年來受過多少委屈，但看來政府與法律層面終於不是打官腔，確實加入「確保照服人力」的戰線上了。
提升家庭照護者「生活品質」的社區照護協助
面對死亡這個重大議題，來自外在的協助，除了平緩家屬面對親人離世的痛苦，平常也需對家屬提供與對待照護者相同的關懷。根據厚生勞動省調查，2018年時家庭照護者約有700萬人，比過去15年增長了1.5倍。其中60歲以上的家庭照護者占半數以上，這意味著，當60歲的家庭照護者照顧完父母後，自己也邁入需要他人照顧的年紀。
在照護壓力方面，有6成照護者感受到經濟上的壓力，近半數在日常生活中感到「沒有理由的焦躁」，4成則有睡眠不足的狀況。為了紓解家庭照護者的壓力，日本政府推行「照護離職」政策，與企業合作在職場上對照護者進行協助，並調整適合的工作模式，讓他們能持續工作以減緩經濟壓力。
然而，照顧長輩的家庭照護者中，有4.5％是同時照顧幼兒的「雙重照護者」（ダブルケア），其他還有照護祖父母而失去教育與就業機會的青少年、長期失業的中壯年或本身是身障人士等狀況。有鑒於「多重照護」問題，在厚生勞動省發布的《家庭照護者支援手冊》中，將「家庭照護者」與「被照護者」視為同等級的協助對象。
厚生勞動省公布的家族照護者支援，推出一系列照護離職防治、再就業制度、兒童保育協助及提供各種社會參加機會。第一步是在家屬去作長照諮詢或長輩進行照護等級評量時，同時提供「家庭照護者的需求評估」，重點包含家庭照護者的健康狀況、與其他家族成員的關係、經濟工作、休閒娛樂、育兒或學業等現狀，判斷需要協助的緊急性、是否需要聯合其他公家部門共同協助。例如有工作需求者與勞動局合作、生活窮困者與生活保護部合作，有學業問題者與教育機關合作等。為了讓家庭照護者方便進行諮商，更在便利商店、銀行、車站前等空間設置詢問處，讓上班族也能在午休或回家時間前往。據觀察，週休假日在醫院與超市的詢問度相當較高，因此也在診所、超市放置宣傳手冊，讓更多家屬知道有支援制度存在。
家庭照護者其實最需要他人的理解。當醫療人員與疾病對抗，照服員對長輩進行照護的同時，受照護者家屬的身心狀況，更需要來自周遭的支援。無論是家庭照護者上班的企業、維持生活機能的商家，都是維繫高齡化社會中不可或缺的一環。
避免孤立，是高齡社會課題的重要核心
如果沒有將長照問題處理好，讓越來越多人陷入絕望狀態，就會產生社會安全危機。槍殺醫師事件就是社會的警鐘，大眾都無法理解，嫌犯的母親已經到了92歲，能到這個年齡也代表醫護照料有加，為何恩將仇報，殺害照顧母親的醫護人員？
深究背景發現，嫌犯長期失業，靠著年金與生活保護費，與母親過著2人相依為命的生活，母親去世後，他不僅少了經濟來源，也沒有人際關係支持，因此將絕望憤怒轉往醫療人員發洩，並聲稱自己原本要自殺。這不單只是66歲照顧92歲的「老老照護」問題。經濟泡沫時代時陷入困頓的青壯年也邁入高齡，日本採用單一標準畫分「勝組敗組」（勝ち組負け組），讓他們長久以來不僅受到歧視，也沒有翻身的機會，對未來更不抱有希望。如果父母去世、唯一的人際關係連結與經濟來源斷了，那活著的意義為何呢？
2015年浮現出的80歲父母與50歲繭居子女同居的「8050問題」長期化，更進一層到了「9060問題」，像是父母去世後將遺體藏在家中以繼續領取年金的詐欺事件，或者照顧身障、繭居族的父母死亡後，沒有自主能力的子女也跟著餓死在家中的孤獨死事件，圍繞的都是深刻的「社會性排除」問題。繭居族閉門不出的契機，多為在青壯年時的學校人際關係、畢業找工作失敗、職場中問題等，遇到挫敗後就延續往後數十年的繭居生活。然而，這問題的背後是升學、職場制度太單一，不但沒有給人失敗後再重新出發的機會，也不願意接受不同特性的人。
早期就有聲音提醒，繭居族並非個人問題！但近年發生多件繭居族無差別殺人事件，讓繭居族貼上更負面的標籤。也有案例是家屬看到這些新聞，害怕自己的繭居兒女出門傷害別人，因而殺害自己的孩子。這些悲劇讓日本官方再次呼籲民眾使用社區中設置的「繭居族社區支援窗口」，讓家屬知道這不是「自己教導不佳」、「家醜不能外揚」，他們也是社會制度上的受害者，需要外力協助回歸社會，不要更加將他們推往絕望深淵。
繭居時間越長，越難回到社會生活。為了預防社會性排除的發生，政府也呼籲企圖學校、企業設計多元人生涯規劃模型，營造每個人都能發揮能力的場所，認為讓每個人都能找到適合自己的容身之處，才是根本的解決之道。
是孤獨還是被社會排除？
為了解決社會孤立問題，官民力推創造學校、職場、家庭以外的交流空間，只是遇到新冠病毒，長期自肅中被孤立的人增加，伴隨帶來的孤獨感，讓自殺數字直直升高，甚至超越因新冠病毒死亡的人數。
1998年出生的大空幸星，鑑於19歲以下青少年、兒童自殺率攀升，認為官方支援的諮詢窗口不適用於網路世代，因此成立NPO法人「你的居場所」（あなたのいばしょ），讓新世代能輕易使用習慣的社群媒體諮詢。
大空理事長表示，「日本過度崇尚孤獨的美感。自願性的孤獨雖然可稱之優雅，但多數人面對的是『非自願型』的孤獨，這屬於『社會排除』的問題」。進而將孤獨對策提案呈給國會，政府也聽從這個大學三年級生的提案，順勢成立「孤獨對策擔當大臣」。
一向保守的日本官僚系統願意聽從大學生建議而成立了一個部門，可見青少年孤立問題的嚴重性。2022年年初，日本發生名校高二學生在東京大學的考試時間，隨機刺傷應考考生和旁邊的商家，2月中旬也發生國中生砍傷同學的事件。與過往不同，輿論上不是追究青少年犯罪問題，而是反問：「到底怎樣的社會狀態造成越來越多青少年有這樣的舉動？」雖然現在問題好像越來越棘手，但日本並非檢討「個人」，而是深究事發背景、反省社會制度是否需要改變。我認為能進入這樣的討論，也是日本社會逐漸成熟的象徵。
高齡社會不是只有高齡者的醫療長照問題，更是現存各種社會問題的照妖鏡，在面對生死問題終章時一起爆發。早一步進入超高齡化的日本已經用各種案例告訴我們，支持著人類生命的並不是只有身體健康，「能與他人建立關係」的情感需求，也是生命樹之根。無論是受照護者、照護者，成人或孩童，每個人都各自抱有煩惱、有各自的難處，但試著學習接受「有痛苦感受」的自己，不用批評自己的方式去論斷他人，全然接受自己才能寬容他人，進而建設「多元、包容」的社會，讓每個人都能各有一片天地。我想，這是高齡社會中要我們學的人生課題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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