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按：訪問時，紀錄片原名為《禁錮的餘生》，後改名為《傳奇女伶高菊花》，以下皆寫《傳奇女伶高菊花》。）
半世紀前曾經在台灣紅極一時的拉丁歌后高菊花，父親是阿里山鄉長高一生。高一生是日治時期殖民政府栽培的鄒族菁英，擅長彈琴、有深厚的古典音樂素養，曾經協助俄國學者編撰鄒族語典，同時也是一位教育家。但在白色恐怖時期，國民黨政府因為對高一生在原住民社群的影響力有所顧忌，冠以叛亂罪逮捕入獄，在1954年被槍決。
父親遭到槍決的時候，高菊花才19歲，剛剛獲得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教授的資助，準備要赴美深造，但父親的悲劇從此終結了她的燦爛前途。為了養活弟妹，她放棄學業走進歌廳賣藝謀生，她以藝名派娜娜活躍於歌壇，憑藉著獨特渾厚的嗓音與魅力，成為當時炙手可熱的拉丁天后。可是她的才華並沒有為她帶來自由，反而讓她深陷政治的囚籠，甚至被迫成為政府的美女間諜，遊說波蘭共黨頭子投奔自由。
多年之後，野火樂集創辦人熊儒賢在一次田野調查中與高菊花相遇，得知了她跌宕起伏的人生與遭受黨國機器傷害的故事。熊儒賢決定以紀錄片《傳奇女伶高菊花》讓這段往事得已被更多人看見，從一位歌手的故事看見台灣的歷史。《獨立評論@聽天下》第85集就邀請到熊儒賢總監，和大家分享她所認識的高菊花。
那一天，我們走進菊花阿姨的家
我當年從流行音樂這個行業出走，自己做了獨立品牌，叫做「野火樂集」，做了一些世界音樂、原住民族歌謠。當我在籌備高菊花父親高一生的專輯時，去拜訪鄒族部落做田野調查，我還記得那天黃昏，高一生的兒子向我介紹一位女士，說是他姐姐，以前也在台北唱歌。
我並不是在60、70年代就聽過派娜娜音樂的那種粉絲，但因為曾聽聞幾位前輩提過「派娜娜」這個名字，當下直覺就問：「妳是派娜娜嗎？」她也簡單回答：「是，我是。」
我想，這個問句打開了高菊花的心房。那是1990年左右，很多人去找高菊花，都是因為她的父親是白色恐怖受難者，一直都把她當成「高一生的女兒」看待。但我們認出她是派娜娜，她好像終於找到自己的另一個身分認同。
那時高菊花年紀也滿大了，長年背負政治族群與性別的包袱，為什麼後來會透露自己傷痛的人生故事給我們？我想是因為「歌」。我們去田野的時候帶了很多音樂人。跟野火合作的音樂人有一個特質，他們都非常「音樂」，然後也非常「人」，不是在市場裡面講求最高效率那種。大家平常在山上錄部落的歌，黃昏就去菊花阿姨家吃東西、陪她唱歌。所以不是我們先知道她的背景，而是用歌跟她做了一些交流，她好像也從歌裡面認同了我們，感覺到自己被理解了。
我記得那時一起去的還有以莉高露、舒米恩、陳永龍、音樂人鄭捷任，還有「黑名單工作室」的製作人陳主惠。菊花阿姨對音樂的要求很高，我記得她說，「你們做歌手喔，你們要知道，你們連肚臍都要化妝。」我心裡一震，覺得菊花阿姨說得太對了，這些歌手都好欠揍喔，我們一直在著重表達，但是表達得可能也不是很清楚，高菊花是要我們從歌裡找到表達的方法。還有站在台上的表現方式，對專業度的要求，是要裡外一致的。我就跟菊花阿姨說，「我覺得我認識的所有的歌手，都應該帶上來給妳罵一下！」
父親過世後，她用愛征服痛與屈辱
跟菊花阿姨認識一年之後，我大概就已經知道她經歷了哪些事。她會告訴我們，在政治裡面她就像是間諜，甚至必須用肉身、陪睡的方式去完成任務，但為了保護家族，她全都吞下去。她坦承在那些過程中，她是受傷的。非常不堪的受傷。
我們小時候可能聽過類似的傳說，但我沒想過在我的世代還會有人親口說出這樣的故事。包含她身體被強暴之後，必須去動手術等等，那都是非常不人道的。我出生在1960年代，是嬰兒潮的最後一班車，我們其實都很幸福，雖然常常叫著痛苦，但其實根本不知道什麼是真正的痛。我在菊花阿姨身上看到的痛，是她忍下來，用愛去征服的。
認識菊花阿姨以後，我一直希望能寫下她的故事。我找過作家希望寫她的人生傳記，可是都不是很順利。2009年時又請沈可尚導演跟盧元奇導演做了她的口述。我覺得口述一定要先做，因為她願意說，想要用她的身分說，而不是只用「高一生的女兒」這個角色說。從她的歌聲裡，我找到聲音發出的生命力量。2016年，菊花阿姨過世，我在獨立評論發表了〈傳奇女伶高菊花──這條艱辛歌手路，只因她父親名叫高一生〉那篇文章。從那一刻開始，我清楚知道她必須被看見。
那些沉重的往事，到底該不該說出口？
在菊花阿姨過世之前，不管是做口述記錄也好，或是每次她跟我們聊天，我們只能從已經公開的資料去尋找蛛絲馬跡。大部分能找到的都是她的父親高一生的故事，關於派娜娜或高菊花的資料實在太少太少了。所以我在2020年做派娜娜影音專輯的時候，我只能告訴想要了解故事背景的人，她在日治時代叫做矢多喜久子、到了國民政府時期變成高菊花、少女時期的英文名字叫Rosemary、到了歌壇以後叫做派娜娜。從名字的錯亂就可以看出時代的變遷。
當時我們在影音專輯中放的都是派娜娜自己願意說出來的內容。但每次播映，我總會碰到很多觀影者的挑戰。「妳為什麼不說這個事情就是國民黨做的？妳為什麼不去講她如何被迫做人家的情婦，被迫做間諜、被利用？」甚至有一次映後座談的觀眾哭著像在指責我，「為什麼那些沉重的事妳都不講？」我也不知道為什麼就回答，「可是舉重若輕的不是我，是高菊花。」
從那一刻開始，我突然覺得，派娜娜的影音專輯其實是不夠的，因為太多人看到更立體的她。我們從2006年認識她到現在，累積了很多她的口述歷史，我們應該要用一個更立體的角度，做一個她人生故事的紀錄片。這就是我們現在要來拍《傳奇女伶高菊花》的原因。
波蘭歷史文獻確認的台灣往事
關於高菊花是如何被當時的國民黨利用成為美人計工具，後來我們透過獨立評論的另一位作者、台灣的波蘭文譯者林蔚昀找到線索確認。
在訪問高菊花時，她曾說當時有兩艘波蘭來的船，從北韓出發、運送藥品，船上有共產黨的頭子，國民黨希望她去說服他們投奔自由。但這是菊花阿姨說的故事，我們有什麼方式可以求證呢？後來林蔚昀找到資料，原來當年高菊花被迫去提供性服務的波蘭人來自波蘭船艦高德瓦號（Gottwald），名叫比那魯克（Bogusław Bednaruk）。她與她來自波蘭的先生合作，在波蘭國家記憶研究院（Instytut Pamięci Narodowej）找到了比那魯克回波蘭後的相關檔案史料，再和台灣國發會檔案管理局的檔案史料比對，終於把整個故事對上。
同時我們也開始找國家發展會的檔案管理局，陸陸續續看到了很多資料，包含所謂的「自首證」。那自首證其實有個小故事。有一天我跟菊花阿姨坐在家裡，她說，「妳去我房間，五斗櫃左邊的第一個抽屜，去拿一個皮夾。」拿來以後她叫我打開，裡面就是一張自首證。所謂自首證，就是要求她自首「我是共產黨」，因為當時她是被監控的可疑份子，這當然是被迫的。菊花阿姨說，「這送給妳。」我不敢接受，這實在太可怕了，她講的那些故事都是真的。
而在檔案局的資料裡，我不但看到了自首證，還看到她去宣誓的證據。那讓我非常心痛。她的身體被污名化、她的身份被污名化、她的尊嚴、她的自由全部都被污名化。那份檔案裡她宣誓的內容類似「我要尊重我的中華民國、我的國家」，我看到時真的覺得她當時是被踩在地上的。接著我又看到了她的自白書。每一樣出現的資料，都讓我覺得她故事的痛，更是我現在要說出來的。我們有責任讓所有人知道這個是台灣的歷史。
如果不是那個人的女兒，她不會這麼苦
回頭看菊花阿姨的故事，我覺得她很勇敢，但也有後悔。她跟我講過，如果她不是這個人的女兒，她的命不會這麼苦。但可能到隔天，她又對我說，「我爸爸剛剛有進來過，他有來看我。」他們家族女性其實是有一些巫的特質。我說真的喔，那他有跟你說什麼嗎？她說沒有，「就是他有關心的感覺。」
對我來說，高菊花的美貌、歌藝、家族的命運，是被捲在一起的。沒辦法單純用一個「勇敢」去定義。我前幾天還在重看她口述的聽打稿，她的開場白就是，「我現在跟你們講我的故事喔，你們會承受不了。」我想就是因為她承受不了，所以才要講出來。還有一段是她提到自首證，告訴我們「這個以後你們用得到，就拿去用」。拍這部紀錄片，我心裡其實也一直在問：「菊花阿姨，我現在做這件事情對不對？你想不想我們知道那麼多，或是讓大家知道那麼多？」但她當時似乎就已經預見我們後面會做的事了。
拍《傳奇女伶高菊花》這部片，一開始是想把事情說清楚。隔了十幾年再回頭看這個角色，我們看到了那個時代，也看到了這個人物。這十幾年來，政黨、民主、媒體、詮釋都在變化，我們想要的不是單一的去談人權、女性，而是從一個人物身上看見她的故事，而觀者可以自己去尋找自己生命中的那塊拼圖。這部紀錄片其實要觸發每個觀者生命裡那幅有缺陷的拼圖。看高菊花的故事，不管從哪個視角去追索歷史真相，都充滿缺陷。我們現在能做的，就是用這部紀錄片將碎片拼起來。觀影者可以自己從高菊花的故事裡看見自己缺失的那一塊，然後讓她去補足你。這個故事可以是歷史、是政治，也是人權、是自由、是女性。這些痛苦的過程，她是用愛去對付恨。我相信高菊花的故事讓每個人得到了不同的力量，但也需要大家來支持我們去做這部紀錄片。大家看這個故事都看到白色恐怖，但如何不讓恐怖那麼恐怖？就是我們必須去真實的面對那段過去，而不是只把白色恐怖當作一個話題而已。
分享圖文請註明出處，未經本站同意不得轉載
瀏覽次數：1588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