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疫情指揮中心記者會上，有記者詢問國防部出席代表：為什麼國防大學政治作戰學院的停課標準和教育部不同？
出席軍官沒有回應。所有軍校都隸屬國防部。平日在軍校裡，常會聽到這句話：「這裡是軍校。」言下之意是不適用教育部的規則，包括教育期程還有預算。所以近年的教學卓越計畫、邁向頂尖大學計畫等，都是國防醫學院幾經努力爭取，才勉強搭上車，得以讓多所軍校裡體質稍微不同的軍醫學校學生們，有了不一樣的眼界和翻轉僵化思維的機會。
但，這並不表示軍校可以不理會非常時期中央疫情指揮中心的跨部會協調溝通工作。任務的機密性和各層級指導原則是兩回事，軍方系統應有自己的推演佈署計畫，包括就學中的子弟兵訓練，也應該一併考量。
先是軍人，才是醫師
如果從北洋軍醫學堂算起，國防醫學院建校已接近120年，歷史悠久，僅次於1897年成立的台北病院醫學講習所，是軍事醫學專門人員、衛生勤務訓練的培育基地。
2003年SARS爆發時，國防部部長和軍醫局局長火速責成空軍總醫院（三軍總醫院松山分院前身）在不到一個月的時間內整建為SARS專責收容醫院，還徵用其他國軍醫院的負壓隔離病房協助抗疫；而國軍醫療人員更是責無旁貸投入照護、防治，所作的專業內容和「普醫」並無二致。軍方的高效率和臨危授命的紀律要求，讓空總成為抗疫重地，起了領頭羊的示範作用。
現在全球大流行的COVID-19疫情發生，台灣中生代醫療和公衛人員大多對當年的SARS記憶猶新，已經有能力從風險評估、防疫作為、判別傳染途徑、物資調配到社會成本等各方面作系統性考量、擬定方針。為此，大家已經演練了17年。
這段期間，醫學教育改革也在疫情結束之後痛定思痛，於2003年7月正式公告實施「畢業後一般醫學訓練計畫」（Post Graduate Year program，簡稱PGY），要求醫學生在畢業後有2年的一般醫學訓練時間，藉此逐步導正國內過度且過早專科化的住院醫師訓練制度。這段期間與屬於各專科的「第一年住院醫師」不同，PGY受訓醫師會跟著臨床指導教師學習各種一般性常見疾病的診斷、治療與照護，還有與病人、家屬及醫療團隊成員的溝通、如何改善醫療品質與運用資源等等，養成對專業的敬重與責任感，進而配合政府衛生政策，提供大眾周全性及持續性的全人照護。
然而，軍醫的體系則稍微不同。當公私立醫學院校畢業的「普醫」們正在PGY受訓的時候，同期從軍醫學校畢業、剛下到部隊服務的醫官則掛階中尉，成為正式軍人。
兩者的差別來自：軍醫是由台灣唯一軍醫學校栽培的軍費生，在進入醫院當PGY受訓醫師前，必須到單位部隊待好待滿2年；同樣就讀國防醫學院的自費生、公費生，則不用經歷這個階段。
或許我們應該問：當這些年輕人在18歲簽下一紙合約、成為軍醫學校軍費生的時候，他知道體制上和軍方系統將有的改變嗎？他和家人明白，自己在部隊時必須學習運用有限資源照顧國軍健康，回到醫院後再回歸普醫角色照顧軍人、軍眷和人民的要求嗎？
「軍人」與「醫師」的身分轉換
軍醫畢竟是軍人，受到的訓練不同，責任和普醫也不同。在過往的規劃設計下，軍醫學校的學生經常產生認同感缺乏或混淆的問題，認為自己在醫學教育和訓練內容上跟其他醫學生好像沒什麼不同，但又存在軍事教育、集體生活的環境因素，讓他們在全台所有醫學生中，有顯著的身分差異和封閉隔離感。
這群人從入伍訓第一天起，就過著「類隔離生活」，而且要持續大約20年。他們不能自由入出境，在社群媒體上的言論被監控，甚至連內務整潔和打掃這種家庭教育生活倫理也變成大學的規矩。可想而知，這是為了讓他們符合國人對軍人形象的期待。
就醫學專業訓練而言，國醫學生該有的科目、專業技能、必須通過的執照考試樣樣不能缺，也有醫學人文課程、博雅教育、服務學習教育課程等等，學校同樣要接受台灣醫學院評鑑委員會TMAC定期訪視評核。但和一般醫學院校不同的是，他們另有暑期軍事訓練課程、基本教練，當台灣的大學生暑假可以放到2個半月，國醫學生只有3週，剩餘時間裡還有初級潛水救護、戰術醫療、自我防衛、空中後送演練、大量傷患後送或在校訓練等項目。
在生活常規裡，可見到大一新生集合帶隊進教室上課、與長官擦身而過時會敬舉手禮、中午午休時間要集合午查、晚上有時還有榮團會集合會面，一直到進入臨床實習前，都還要早晚點名。這些一般人很難想像的生活，其實就是軍校生的日常加上德儀要求的結果。而且，國醫的管制措施已是所有軍校裡最接近一般大專院校的特殊族群，被其他軍校生羨慕了！
所以，當他們到部隊、單位服務時，一下處於四周全是官校戰鬥兵科出身的軍人群體中，沒有決策權、醫務所資源不如醫院、每天還要打日誌作紀錄寫報告發口罩實施衛教諸如此類，在在顛覆過去在學校裡「軍事教育」和「民間醫學教育」力求取得平衡點的認知。
在部隊，同袍之間休戚與共，值勤的醫官稍有懷疑，經常就在「要不要轉診」的天人交戰下獨自面對，遑論連主治醫師都需要日日緊盯COVID-19診斷標準更新，航程動輒7天、10天以上的醫官應該扛責嗎？還要備詢嗎？這樣做是為了滿足誰的期待？
比起抓戰犯，我們更需要一起找到改善方法
我們不能又要馬兒好，又要馬兒不吃草。既然軍醫院也設有民診處服務一般大眾，當體制期待醫事人員承擔社會責任時，我們不如先自問：社會支援了前線什麼樣的武器？這恐怕才是社會大眾放下仇視心理的開始。
從部隊回歸醫院後，軍醫院系統中唯一的醫學中心是三軍總醫院。除了特殊專長科別、臨時指派任務外，與一般醫學中心沒有太大不同。但是，軍方體系有強烈的位階職權分野，個人自由意志的發揮與眾不同，細微到像是出入境管制需事先申請、不能入境中國連轉機也不行，種種意想不到的規定只有在事情發生時被上級長官提醒，才知道那不符合所謂「社會觀感」。例如假日從台北回到東部住所，社群媒體上貼張自家門口好風景的照片，還會被上級提醒「防疫期間不該出遊」而要你刪文撤照。在這裡，所有的不合理都會變成合理，像電影裡的對白：「合理的要求是訓練，不合理的要求是磨練！」
艦隊爆發疫情以來，除了一貫指責軍方、肉搜找人負責之外，我們曾經想過如何共體時艱、找到符合脈絡和軍系文化的改善方法嗎？論語裡孔子說過：「不教而殺謂之虐；不戒視成謂之暴；慢令致期謂之賊；猶之與人也，出納之吝，謂之有司。」台灣需要國軍，國軍需要學習尊重不同的專業，民代和媒體則需要學習同理心運用。每個人都應該虛心檢討，不是只有軍人、不是只有軍醫，這才是病毒教會我們的事。驚慌失措而標定特定人物先究責、後補洞的我們，已經從疫情流行爆發裡付出了代價，從歷史中得到了教訓。
（作者為海外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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