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底，燦爛時光東南亞書店的人告訴我，有一部公視的越南紀錄片想拍我。當時我不想成為被攝者，因為怕透露太多家裡的事，但又對影像工作有興趣，心想能不能去當個攝影助理就好？但也許是想藉此紀錄，最後還是接受了拍攝。而這也成了一堂「自我解剖課」，見到了對於自我真實性的矛盾與掙扎。
拍攝第一天，我非常不習慣。攝影機前，記錄團隊與我一來一往訪談，像是預設了什麼，要我說出她們心裡所要的答案，而我也在猜測她們需要的是什麼，試著去應對。我很討厭那種演戲一般的感覺。她們有時要我重複再說一遍答案，我都做不到。當我意識到她們用其他方式套回我原本說過的話時，我也會刻意迴避。不知為何會有這種心理狀態？也許是我過去淺薄的認知，以為紀錄片是真實的情感紀錄吧，而「真實」的定義也讓我感到相當模糊。
探索自己，很容易捲入一種漩渦，不斷來回，不斷下陷。面對幾乎是女性為主的紀錄片團隊，我可能有對過去失去母愛的依賴。她們給予我很多關懷。受到大量關注時，我感覺自己非常內向，不斷撫摸自己的耳朵，身體稍稍蜷曲，說起話來也比較陰柔，詞語零散而碎片。直到世新大學的學生在課堂上放映訪問我的影片、而我也一同觀看時，我才發現自己原來是這樣子，與我本來以為的狀態明顯不同。
紀錄片團隊與我一起前往越南機場的時候，影片策畫顧玉玲跟我聊天，我刻意說其實以前的我很陽剛、愛打架，還是獅子座，應該是在工作時被社會化，才變得那麼陰柔吧！她說陰柔的男生其實很能讓人親近之類的話，我聽了很開心，但這又導致我在紀錄片面前有意識地去做個陰柔的人。我在我哥哥面前原本很有掌控感，說起話直來直往，但因為這陰柔的前提，我就將這另一面壓抑下去。
第一次在影像上看到自己時，感覺自己為何會如此造作？是因為攝影機有一種強大的權威嗎？它代表的是整體社會價值觀的權威嗎？還是只是因為攝影機後的幕後人員大量關注所產生的害羞呢？第一次看自己在影像上的樣子，是我在捷運上與導演怡分討論影像製作的問題，她順手給我看了影像中正在走路的我。我發現這個人搖搖晃晃的步伐，驚嘆：這就是我嗎？我期待的本來是像亨弗萊．鮑嘉在電影裡頭那種有彈性的腳步，很厭惡這種像嬰兒一樣的步伐。但，這是真正發自內在所厭惡的自我樣貌嗎？還是我只是無意識地服從了體制要求男性的穩重形象，因此產生對自我的厭惡？我萌生一種想法：也許可以把攝影機架設在房間，像監視器般拍攝我的生活樣態，再回放給自己看，用這個主體變成客體的被攝者來觀看我自己。但這樣的觀看，或許只是讓我更有自覺地去符合大眾期許，而蒙蔽掉真實的自己？
經過一年半，這部紀錄片定剪版終於完成。人家常說紀錄片被攝者所關注到的點都非常不一樣，像《刪海經》的主角老婆看完紀錄片說「怎麼都是打赤膊，不好看」；風車詩社的家屬看完《日曜日式散步者》說「我爸爸不會把柚子皮丟在地上」……而我也不例外，感覺自己陷入一種創作者的刻板印象。影片結尾，討論劇本的我說：「我不認同，楊德昌不會這麼幹？蔡明亮也不會？」那只是對於創作思路毫無邏輯的反駁，只知道一味地說不認同，是陷入創作者的自溺印象。我心裡清楚這大概只是閱讀了梵谷的瘋狂行徑、楊德昌的固執的效仿。大家刻板定義創作者該有奇異的執著，某方面形成另一種體制，我是否只是刻意追求這體制，而喪失掉獨特性呢？而我為何又要追求獨特性呢？
前陣子跟電影同好辯論時，我提到奇士勞斯基的論述，他說自己放棄紀錄片的原因是：紀錄片不可能達到真實的情感流露，而演員卻可盡量感受同樣的情感去展露表演。然而同好卻輕輕地說：「我最近聽過某紀錄片導演說，被攝者就算是用演的，那也是一個真實的他自己啊。偽裝也是他希望在社會面前所呈現的自己，是正在偽裝的自己。」
我想，這就好像畢卡索將人臉拆成各種不同的面向，將二維空間的畫布變成立體空間，這麼立體，也許才是人吧！
（作者為公視紀錄片《我們在這裡生活》被攝主角、台越混血的新二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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