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困難之時，就是離成功不遠之日。（Le plus grand péril se trouve au moment de la victoire.）──拿破崙．波拿巴（Napoléon Bonaparte，1769～1821）
華裔美籍建築師貝聿銘（I.M. Pei）在2019年5月16日去世，享年102歲。他生前最被讚賞的羅浮宮玻璃金字塔，也曾經為他帶來一生中最嚴厲的批判與挑戰。
這位有著「拿破崙性格」的貝聿銘曾說，「如果有一件事，讓我深信我沒有做錯，那就是羅浮宮。」他就像當年的拿破崙征服埃及一般，知道自己只要能征服羅浮宮，就能登上建築生涯的顛峰。
「讓驢子和學者走在隊伍中間」
在兩千多年前，人們對於古埃及的研究就已經開始了。歐洲最早重新開始研究古埃及文化，是在文藝復興時期。拿破崙於1789年占領埃及後，驚嘆開羅吉薩（Giza）地區金字塔的雄偉，對埃及的古文明產生興趣。
在向埃及的遠征中，拿破崙曾下達一個命令：「讓驢子和學者走在隊伍中間。」 這句話就成了拿破崙愛護學者的名言。拿破崙隨軍帶有百多名學者專家，描繪碑文和研究埃及各地古文物。翌年，法國被英國擊退，遂把所有資料帶回法國，編撰成《埃及紀述（Description de l'Egypte）》一書，引發了日後研究古埃及學的熱潮。
在拿破崙占領埃及期間，一個士兵在羅塞塔（Rosetta）的古城牆上，發現了西元前205年法老托勒密五世（Ptolemy V）登基公告的碑石，1822年法國人讓．弗朗索瓦．商博良（Jean-François Champollion）根據羅塞塔石碑上的經文解讀最艱深的古埃及象形文字。商博良因此被稱為「埃及學之父」，同時也成為羅浮宫埃及館的第一任館長。
敢對天才下賭注的法國總統
1983年，法國大革命即將迎來200週年，當時的法國總統密特朗（François Mitterrand）親自委託貝聿銘進行「大羅浮擴建工程」。只是，法國媒體首次刊登了貝聿銘以鉛筆素描表現的玻璃金字塔方案，一經公布，便引發軒然大波，更遭到法國媒體排山倒海的冷潮嘲諷。
同年7月27日，筆者正旅居巴黎開設建築師事務所，還記得當天看到報紙社論，批判當局想要在一座文藝復興風格的宮殿放上一個現代主義的金字塔，簡直是一種褻瀆，並嘲笑當時已罹癌的密特朗總統「想要成為法國歷史上第一位法老。」
貝聿銘生前受訪談起這段回憶，坦承：「整整一年半的時間像在地獄，我不敢走在巴黎街頭。」即便在那一年，貝聿銘榮獲被譽為「建築界的諾貝爾獎」之稱的普利茲克獎，仍然無法讓法國的惡意批評者住口。當時的文化部長賈克．朗恩（Jack Lang）說，至今回想，都還對貝聿銘的構想引發的「激烈反對」感到訝異。時任羅浮宮館長的長沙博（Andre Chabaud）為了抗議貝聿銘的提案，更不惜辭職。
那時，筆者有幸在巴黎面見貝先生及滿頭白髮的貝夫人，並曾撰文將貝先生介紹給台灣建築界。身為在巴黎執業的外國建築師，我能感受到，他正面臨著排山倒海的壓力。當時的法國民眾，普遍認為金字塔設計過於前衛，並不適合放在充滿古典氣息的羅浮宮。
讓生命與光來設計
後來，貝聿銘接受時任巴黎市長的席哈克（Jacques René Chirac）建議，在羅浮宮廣場放置設計模型，接受巴黎市民文化的評鑑。他從巴黎都市紋理的理念思考，基地範圍從協和廣場開始，沿著北側金字塔捷運站，一直延伸到整體羅浮宮古建築。一路展開，彷彿展示著巴黎古埃及大街廓文化特區。玻璃材質的金字塔，在整體木造模型當中，有如鑽石般閃閃發亮。這樣的展示，終於獲得巴黎市民的支持，有效減緩了批評聲浪。
1987年，批評浪潮已經緩和。那一年，貝聿銘接受媒體訪問時，他說，玻璃金字塔與埃及無關，「它是為了生命與光而打造的」。
1989年，這座高約21.64公尺，四個側面由673塊菱形玻璃拼組而成的大玻璃金字塔第一期工程，終於擴建完工。地面上外圍著7個三角形水池，增加了建築與景觀的整體性。透過大金字塔及三個小金字塔的特製玻璃，自然光籠罩著地下藝廊，創造出明亮的空間感；大型地下藝廊聯結了羅浮宮三個主要展區，透過玻璃可以欣賞古典主義的老羅浮宮牆面，和巴黎隨著日光變幻的美麗天空，讓這座老舊的博物館重獲新生。
法國人潛意識當中的「古文明情結」
雖然貝聿銘否認玻璃金字塔與埃及有關，但我卻認為，玻璃金字塔之所以最後被法國人接受，甚至引以為傲，其實是因為貝聿銘用一種隱晦的方式，滿足了法國人潛意識中的「古文明情結」。
當時，身為華裔美國人的貝聿銘，受聘來到優雅又驕傲的巴黎，他不提中國，也不提美國文化，反而展現了紳士風範，能言善道，頗具說服力，表露出一個訊息：他比巴黎人更深入研究法國的歷史文化。
在羅浮宮博物館北側，有個巴黎地鐵站，就叫做「金字塔站」（Pyramides），站名以拿破崙在金字塔戰役的勝利命名。博物館前方的協和廣場，又矗立著1833年埃及送給法國，擁有超過3000年歷史的盧克索方尖碑（Obélisque de Louxor）。
在這樣特殊氛圍的環境，貝聿銘發現，早期的羅浮宮建築，入口並不明顯，亟需創造一個有文化意涵的象徵標誌（marker），來突顯羅浮宮的巨大變革。所以他神來一筆，善用最基本的三角幾何建築元素，在拿破崙廣場創造四角錐的造形，無形之中呼應了拿破崙對保存埃及古文明的貢獻。
玻璃金字塔提供了一個擁有歷史意涵的象徵性入口，寓意連接了現代與古代。在地下層，又設置了一座倒立的小型玻璃金字塔。這一整套的設計，正好滿足了近百年來法國人對埃及古文明的崇拜。
法國人雖生性愛批判，一旦不滿意，就會誇張抱怨。但筆者更欣賞法國主事者，對大羅浮計畫執行了低調嚴謹管控的政策。貝聿銘含蓄的室內空間架構，與原有的羅浮宮材質彼此協調融合。我認為，相對於貝聿銘後期的作品，例如中國蘇州博物館、日本美秀博物館，羅浮宮現代設計的成功在於它並不喧賓奪主，不但沒有搶去珍貴館藏的風采，反而賦予了整個羅浮宮一種更高層次的格調。
1988年3月，密特朗授予貝聿銘法國最為尊貴的榮譽騎士勳章，羅浮宮的玻璃金字塔今年滿30歲，也已被法國人視為驕傲的地標。不過如今，巴黎另一座極受關注的建築，又面臨著類似的爭論。巴黎聖母院今年4月中旬受到祝融之災，失去了中世紀的木造屋架和19世紀的尖塔。法國政府開放國際競圖，社會熱烈辯論著，應該恢復原樣，還是加入現代元素，甚至有建築師畫出模擬圖，將聖母院燒毀的部分，改造為玻璃材質，彷彿重現了1980年代的玻璃金字塔。似乎，貝聿銘帶給巴黎的影響，至今還在延續著。
（作者為法國國家建築師、前板橋市副市長、淡江大學建築研究所副教授、現任留法比瑞同學會理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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