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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報載,花蓮地檢署檢察官林俊佑日前質疑女兒遭到霸凌,帶著2名員警闖入幼兒園,當眾訊問幼童,導致小朋友受到驚嚇,引起全民公憤,也重創檢察官形象。事後,林俊佑發表道歉聲明,指出因園方處理態度消極,導致自己女兒已有幼兒憂鬱症徵兆,所以才會情緒失控。

林俊佑的行為和方法雖不可取,但從他事後的公開道歉信來看,可以感受到他身為一個「父親」的深切擔憂與保護女兒的用心。這種行為和心態在當代不少台灣家長身上亦可看到,也就是:認為學校未能妥善對待自己的子女或黑箱作業,導致自己子女的權益受損、身心受傷,甚至可能影響日後正常發展,因而直接代為出面,越權狀告上級單位甚或直接訴諸媒體,以保護自己的小孩,並求得正義的伸張。但這種代為出頭的行為及保護心態是如何養成?又會有什麼影響?是相當值得探討的。

你的行為與心態,都與社會結構習慣相關

有關社會實踐、心態養成及其影響的相關論述,最常被提到的就是法國社會學家布迪厄(Pierre Bourdieu)的社會實踐理論。布迪厄指出,社會中有一個結構,統轄著人們日常生活的實踐。這個結構由彼此互涉的社會結構與心智結構組成,可化成這個公式:

[(慣習)(資本)]+場域=生活日常實踐

也就是說,人們在社會中的所作所為,都是個體或群體在特定場域中依其慣習(habitus,或譯「生存心態」)、運用自身資本所造成的結果。如以林俊佑檢察官的行為來看,訊問幼兒園同學的行動,是他在當代台灣幼兒教育現場依其慣性思維和所擁有的社會資本,所進行的一項實踐。

對此「慣習」,布迪厄將其定義為:在特定歷史條件下,個人無意識內化社會結構影響的結果。特別是在特定社會環境下,教育系統在個人意識中內化,促使行動者以某種專斷、必要、甚而是自然的傾向,進行行動和反應。

布迪厄強調這種行動和反應傾向的自然性,但亦說明這樣的慣習傾向並非天生或個人後天養成的生活習慣,而是與整體社會結構、教育、生長環境及歷史條件有關。因此,想要了解家長對待兒童的慣習或心態,可能需回到台灣歷史脈絡與社會結構來觀察。

兒童是如何變成全民保護的對象?

事實上,兒童並非一開始就被大人小心保護著。早期由於物質資源貧乏,再加上身處農業社會,除了幼兒外,兒童被對待的方式基本上與大人無異。不少兒童從7、8歲起,即開始擔負家中的各式生產或再生產工作,跟著大人一起勞動,成為家中的勞動後備軍。少數貧困家庭則是迫於無奈,會將子女交付其他家庭養育。尤其是在重男輕女的早期台灣社會裡,養女和童養媳成為某種習俗,整個社會並無所謂「保護」或「教育」兒童的概念。

因此,現在「兒童保護」的觀念,是台灣社會在經濟起飛及國民教育水平大幅提昇後才開始慢慢建立的。其後,在全球化過程中,西方人權與教養思維大量輸入,再加上人權團體爭取,兒童權益相關法條陸續制定,童工從此消失,每個兒童都開始有受教權,也被認為應受保護。成人成為兒童的法定代理人,有關未成年兒童權益的相關告訴,皆由父母或監護人代理;但兒童如有違法的偏差行為,法定代理人亦應一併受罰。亦即,成人有權代孩童決定其權益相關事務,亦需盡力教養子女,否則將為兒童的偏差行為負起責任。

透過保護兒童與人權觀的建立,母職被進一步擴大。傳統以食衣住行等身體相關事務為主的母職開始擴散至育樂範圍,不少父母會特別撥時間陪小孩到遊樂園玩,睡前唸床邊故事給子女聽,認真傾聽兒女的煩腦,以建立起良好的親子關係。

而透過性平觀念與當代親職概念的倡導和建構,母職概念也進一步擴散至父親身上。某些父親雖非兒童主要照養者,但亦開始協助分擔,成為行、育、樂的主要負擔者。這也使得「母職」一詞轉而被修正為「親職」。教養子女、提供兒童完善和安全的環境,是雙親都得負擔的責任。

在保護與人權思維不斷傳播與擴散下,當代台灣社會中,兒童更進一步不再只是家庭的子女,也成為國家的孩子。因為是國家的孩子,每個公民或多或少都需負擔父母的責任,共同保護小孩,如遇到不適任的父母,全民都有責任糾舉,政府甚至可以剝奪生理父母的親權,指定合適的代養父母,整個社會發展出「以兒童最佳利益」為中心的思維。

成為孩子全方位的保護者

如果說你的孩子不是你的孩子,同樣的,當你決定成為母親時,「你的身體也不是你的身體」。因為它是孕育國家未來主人翁的身體,隨之而來的社會期待與法規,及自我內化的生養概念,會迫使妳不准抽菸喝酒、注重飲食營養,不只是選擇妳想吃的食物,而是要以胎兒的最佳權益為考量。

也就在意識到對子女的教養不只是個人之事、背後還有全民與法條共同監督,再加上透過大量閱讀教養書籍,長期浸淫在這種以兒童權益為中心的思維下,不少家長開始戰戰兢兢的付出,並努力成為新一代的好爸爸和好媽媽。尤其是那些深受良好教育的中產階級父母。

這些好爸爸、好媽媽受到人權概念的影響,不實施打罵教育,耐心傾聽和解決孩子的煩惱,花費大量的時間與孩童溝通,陪伴小孩,為了尊重孩子的選擇,亦花費大量時間與金錢探索和支持小孩的興趣。

而在保護概念影響下,這些父母也盡其所能,提供能力範圍內最好的事物,像是盡量幫自己的小孩揀選好的食物、環境,甚而是未來;小心翼翼和孩子溝通,怕他心靈受傷;每天認真的親自接送小孩,以免被壞人拐走;和老師及其他父母密切聯繫,以了解小孩在校的學習情形……。甚至不少家長在「小孩的成長只有一次」、「在陪伴子女過程中所得到的滿足是無可取代」口號的影響,決定犧牲自己的時間或工作陪伴子女成長,成為專職家庭主婦或主夫。

這也使得在當代要成為一個好媽媽或好爸爸,不只需具備傳統基本的照顧知識,同時還需具備兒童心理發展、諮商、營養、醫學、人際溝通等相關知識,可說是位「全能博士」。

在這之中,傳統上該交給學校專業處理的事物,經由對於相關知識自我增能過程,不少家長開始有自己的意見,再加上兒童代理人概念與媒體揭弊風氣的盛行,致使當代不少家長直接介入子女與他人的互動,甚而越權狀告上級單位或直接訴諸媒體,以保護自己的小孩。

父母不應過度把小孩當成中心

從林俊佑檢察官事件來看,當代不少父母對於兒童的重視,實巳凌價在個人之上。而這種「過度」以小孩為中心的思維傾向所帶來的負面影響,不只是顯現在與學校的互動上,而幾乎全面性的影響所有日常生活。像是不少父母為了小孩的教養觀或與其他孩童的互動爭執,和自己的配偶、親友父母吵架甚而翻臉;而有了小孩後,不少父母不再與婚前朋友互動或娛樂,亦無法真正享有自己的社交生活。

如果說,孩子的成長只有一次,那麼同樣的,父母的人生也只有一次,為什麼要為了照養子女,犧牲原有的交友、工作或成就?如果說,孩子需要耐心的溝通和關照,為什麼父母和配偶就不需要呢?如果說,你/妳想盡其所能給小孩最好的,為什麼不將這份心投注在人生可能所剩無幾的父母身上呢?如果說陪伴子女過程中所得到的滿足是無可取代,為什麼陪伴父母或配偶的滿足就可以被取代呢?

事實上,所有的父母都是個體,都該有自己的人際關係和生涯發展,或許可以為了照養小孩去調整自己的生活樣態,但不該是完全以孩童為中心,且為了一些教養觀念差異,去打壞自己與配偶或父母的良好關係,或為了教養小孩而不再娛樂自己或聯繫朋友。這不是一件得不償失的事嗎?畢竟孩子也只是你/妳人生過程中的一段陪伴者。

我並不是要父母棄小孩不顧,因為親職當然不能放棄,而小孩終究是要有人保護與教育的,且他/她們也確實是需要耐心與愛心的對待,才能成長成為一個相對穩定的大人。但是親職到底要做到什麼程度?這對個人、孩童和整個社會的影響如何?這些都是可以、也是需要被討論的。

適時放手,讓小孩自己處理問題

傳統的母職讓女性困在家中,讓母親終身以成就配偶和子女為責為榮,無法成為一個完整的個體。新形態「以兒童最佳利益」為由的親職觀念,並未減輕母親的職責,反而更變本加厲的席捲所有生活日常,父親也共同分享了這份焦慮。即便各式家務科技的推陳出新、多元的外食餐點和專業鐘點打掃服務的提供,已取代了大部份傳統的母職工作。

事實上,小孩本就是另一個完整的個體,或許在很小的時候,因為沒有求生能力,需要非常小心的保護,但隨著孩子長大,家長應該漸漸捨棄代理或保護的心態,放手讓孩子面對挫折,試著自己解決問題,發展自己的生存策略,才可能使他/她長成大人。而過度保護或代理心態除了可能讓孩子成為一個無能的人,在孩童長大成人離家後,長久以孩子為中心的父母亦可能產生嚴重的失落感及無助感,從而成為子女壓力來源。

所以,當代各位以子女為中心的好爸爸和好媽媽,或許都該回身想想,怎麼在自我和親職之間,取得一個平衡,才能讓自己完整快樂,也讓小孩真正的「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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