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片來源:天下資料,劉國泰攝。

近期2018年7月31日,蘋果日報刊出「鬼樓復活」系列報導,報導台中市政府將第一廣場更名為東協廣場之後,藉由公商權力與移工的消費力,將打造出一個繁華的東南亞消費產業圈。

2014年林佳龍市長上任之後,宣示「無法救中區,不配當市長」提出「三支箭」計畫:整治柳川與綠川、大車站計畫、文藝復興至2018年已陸續完成,如此高的行政效率與規劃,著實令台中中區面貌快速變化。政商媒體三種力量的結合,讓沒落許久的中區開始受到台灣各界的關注。然而更多商店、旅店與公私部門活動,帶來的地景快速變化,對原先在中區生活的不同族裔、階級群體帶來的影響,已慢慢流露出些許跡象。

筆者行經由台中車站地下道剷平而成的花圃,看見一位街友大哥呆坐於建好未久的木棧板上。在消費與建設作為復甦唯一解的方案下,最終誰有資格留在中區?誰會被排除在外?特別是既無公民權與話語權的在台東南亞移工們,在市府願景裡的位置又將歸於何處?倘若沒有發揮政商部門預期的消費力量,那移工們是否有停留在此的資格?而政商部門合力試圖創造的繁榮東南亞消費地景,將淪於何種形式?一切實在令人憂慮。

而這種憂慮,並未因為全台各縣市公部門競相舉辦東南亞活動而減低。單就開齋節活動為例,今年6月中,台灣從北至南皆有台灣公部門辦理的穆斯林開齋節慶祝,基隆的市民廣場、台北大安森林公園、桃園車站月台、台中市政府廣場、東協廣場、台中公園,屏東唐榮國小……。在媒體影像上,縣市首長、機關局長與貴賓們攜手而笑,穆斯林們集中在政府精心策劃的活動,一切如此的友善美好。

1992年台灣開放外籍勞力引進時,普羅台灣大眾或許很難想像,有一天台灣的公共場所能夠有看到如此大規模的東南亞節慶活動。各縣市府會公關與媒體不斷宣傳自己用各式活動友善移工,犒賞他們對台灣工廠、營造、漁撈和照服等產業的投入,但這一系列的正面行銷,卻未曾見到最隱幽卻也該被反思的問題:主體是誰?無論是活動或公共政策規劃,以及各種政商力量的擾動,外籍移工的位置為何?是犒賞移民工辛勞?還是為了新南向政績畫面的動員?筆者幾次駐足於東協廣場,看著政商舉辦的種種東南亞活動,一直冒出這樣的疑問。

移工只是政府眼中的「消費力」?

蘋果報導裡將「產業化」視為東協廣場鬼樓復活的關鍵字,這也解開了筆者的疑惑。政商合力將移工消費產業化的策略中,我們可以看到三個面向:東南亞文化活動、東協廣場與周圍軟硬體設備的改善,還有公私部門的宣傳行銷。移工消費力量被視為該策略能否順利的重中之重,一切的可能性建構於移工身上,是如此理所當然。而這也落實了移工在公商力量心中的位置:「消費力」。

不消費無以為人、不消費無一方可安處。在台東南亞移工們,政府為你們舉辦了活動、商人為你們帶來大量商品、大樓為你們留下了休憩空間,仁慈的統治者們為你們做了那麼多,你們必須回饋、必須消費!否則你們的在留資格,我們將開會討論。

但是台中市市長林佳龍在多場市府東南亞活動裡,宣示著「彩虹之美,在於多色共存;台中之美,在於多元共榮」,筆者的反諷,是否過度解讀了政商力量的擾動,僅是一種情緒焦慮造成的滑坡效應?從台中市政府經發局網站,筆者找到市府推動第一廣場成為東協廣場計畫的構思,「各局處將以安全、整潔、多元友善及有趣四大方向規劃服務內容,並以服務客群631:6成服務提供予國際移工及新移民,3成服務為本國民眾,1成服務國際遊客為願景目標。希冀藉由各局處積極合作,齊心協力推動東協廣場之再生,從點、線串連成面,期望在1-2年內展現具體成果,成為城市再造升級的典範。」

先不論631的分配構思怎麼實現,引導消費力量進入,促使城區再生,其實才是改造東協廣場的最終目的。但是公部門這樣認知在台東南亞移工,會導致什麼樣的結果?多元共榮與空間再生能同時達成嗎?筆者想從在台東南亞移工狀態,與東協廣場歷史脈絡兩個面向切入提出一些觀察和反思。

你眼中的東南亞移工,和早期的台灣勞工有什麼不一樣?

約莫2000年前後中區日漸沒落,被指稱為「鬼樓」的第一廣場,是東南亞移工和相關店家聚集的地方。若東協廣場為「鬼樓」,那在此活動的群體們是什麼角色?難免引人遐想。

實際上,有關第一廣場的東南亞移工聚集脈絡,已有許多學者與媒體做過深度討論,城市重心的外移、公共力量的迴避和移工人數的增長,使第一廣場成為東南亞移工聚集消費的地下社會。但相較於全台各地其他東南亞移民工的消費空間而言,第一廣場作為一間90年代資本主義勝利思維下的建築成品,集結了眾多消費攤位和場域於一體,不同於其他街區式開放且零散的場域,同時擁有眾多空間和隱蔽性。單以市府經發局的統計,第一廣場的一樓、三樓就擁有272個鋪位,除滿足移工生活娛樂需求,也讓移工能夠免除受人窺視的安全感。

然而外勞活動場域一直為人詬病的治安與環境衛生疑慮亦非憑空而降,眾多目擊者對外勞不適格的行為指證歷歷,使外勞活動空間成為需要被解決的問題。從第一廣場沒落到東協廣場再生,鬼樓復活有其脈絡,但卻是來自於政商力量透過消費、發展、文明生活的一種暴力與粗糙之指涉和貧乏認知。

東南亞移工們脫離了母國的風俗文化與社會規範,進到一個全新且陌生的國度,既承載著原生地的生活方式,同時也接收新國度對他的想像與要求。無論他在母國為何種身份,在台灣他就是一個低技術的藍領工人,凡此種種揉合成了為台灣普羅大眾認識的東南亞移工。這些認識大致上不脫他們來自東南亞、他們的工作只須付出勞力無需技術、他們喜歡喝酒唱歌、一夥人隨地聚集。行文至此,若讀者們曾經閱讀過早期台灣勞動現場的勞工百態,不妨想想:除了膚色和語言的差異外,那些被記錄下創造台灣奇蹟的勞工們,與現在在台的東南亞移工們還有何差別?

筆者意外於台東民宿獲得一本2003年台北市政府勞工局勞工教育中心出版的《在台北的勞動靈魂:晚暮下的產業勞工史》,裡面記錄許多早年台灣勞工的口述史。那是一個愛拚才會贏的時代,也是台灣產業資本西進,工廠外移的時代。那群父執輩的勞工們,只能尋找廉價簡單的娛樂,或甚至不敢想像任何娛樂。「威士比係咱誒兄弟~」,忍著職災與工殤的可能,死命抱著要讓兒女跟自己不一樣的想法拚搏。若我們能夠同理台灣勞工的辛勞重擔,我們看待外籍移工們,是不是也能多一些不同角度的觀察?

政府決策的同時,他們在哪裡?

資本世界從來只允許資本存活,生產與消費,在資本世界裡人不抓緊只會被拋下,逐錢而生成為不得不的選項。台灣的東南亞移工更是困在國籍、階級、制度和債務組成的枷鎖中,他們消費是為了彌補缺席親子關係的缺憾、是為了在異國尋找一絲尊嚴的可能、是為了身而為人的種種基本的生理與情感需求。前述困境是否在政商部門的城區再生策略納入考量?未有資格踏進政商部門閉門會議的筆者不得而知。倘若政商部門有納入決策省思之中,想必不會輕易將台東南亞移工僅僅視為解決舊市區再生的消費力量。

筆者身為一個在台中生活超過30年的居民,小時候,父母會停車在市府廣場,我們一家徒步到永琦百貨、遠東百貨與龍心百貨逛街,窗明地亮的百貨公司與閒適的徒步街區,是筆者對中區的兒時記憶。近20年後重回中區,看著市府三支箭讓沒落的中區似乎得以重回過往光榮,筆者心情非常矛盾。柳川與綠川的水泥工程與浮華燈飾讓許多青年打卡按讚,許多新創小店進駐中區,也讓筆者心情雀躍。大車站計畫即將完工,預計將吸引更多人潮到來。政商力量的擾動,確實讓中區再生成為現在進行式。

但從一廣更名東協廣場到鬼樓復活,我們可以看到移工僅被視為消費力量,不曾被視為中區共同生活、共同決定的主體之一。第一廣場成為東協廣場是市府決策,東協廣場允許哪些單位進駐是政商力量的決定,原先被譽為小越南區的二樓被台中市政府收回,重新發包出去要打造「創客中心」。那麼多元共榮的「元」究竟是不同單位群體相互共榮,或僅是大量資本流動的「共榮」,已經不言而喻。

最後,筆者想借用《我不需要被修補:障礙、文化與普世人權》裡看到的一句話,回應蘋果日報的鬼樓復活一文:

「沒有我們的參與,就不要替我們做決定!」(Nothing about us, without us.)

(作者為台中科技大學通識中心兼任講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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