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片來源:Long Nguyễn Thanh@flickr, CC BY 2.0

據報載:台北市中正一分局近日被爆料,在處理移工被雇主性騷案件時,請來的印尼語通譯不僅翻譯錯誤,更對被性騷的女移工說「妳不喝我給妳的水,我就強姦妳」!

新聞標題為了點閱,將焦點放在通譯上,但此一事件同時還有違反偵查程序(加害當事人在場)、不受理性侵報案、草率任用通譯人員、放任通譯拒絕提供當事人相關法律扶助、甚至通譯錯誤的情形發生。中正一分局沒有嚴重的程序疏失嗎?整起事件僅歸咎給一個惡質通譯,讓大家把他人肉出來,口誅筆伐冷嘲熱諷一番,這種作法充滿道德優越感,明快又解氣。但是這個箭靶卻會讓人忽略:在什麼樣的背景環境下,這樣一個完全不適任的人竟能到第一線,恣意妄為地進行這種任務?

台灣為外國人提供哪些司法通譯服務?

先看制度,台灣境內的外國人如果因案件需要進入偵訊程序,會有幾種分類方式:

1.歐美英語系國家:警局內部外事科大致可安排專人因應處理。

2.非英語系國家:程序上先假設外國人能通曉英語,然後回到分類一。若當事人為日、韓、歐盟等外國人等,大致各分局也能找到相應的通譯人員來予以協助。

3.東南亞移民:婚姻移民往往被認為已通曉並嫻熟中文使用,雖然有設置通譯需求表可提出申請,但實務上不論來台時間或設籍年資,移民配偶大多數皆進入中文偵訊或筆錄程序。

4.東南亞移工:中文程度落差大,除了家務看護工之外,移工往往不諳中文,而高度需要通譯協助。

分類1與2的案量對於台灣整體環境來看相對少,而且通譯資源也相對充足。而東南亞移民工、也就是上述分類中的3與4,人數已經超過100萬,相應的司法服務資源卻沒有反映現實的需求而建置。

106年之前,台灣的東南亞移工在進入相關警詢程序時,得到的通譯協助資源通常來自於勞動部。來台的東南亞移工若發生違反就業服務法之案件、遭受人身侵害、或為人口販運被害人、或其他特定情形,則可依《直轄市及縣(市)政府辦理非營利組織陪同外籍勞工接受詢問作業要點》徵詢是否有通譯需求,而進一步安排服務。然而若為其他民、刑事案件或行政爭訟時,則無法適用該法而缺乏基本的通譯服務。

106年8月11日後,行政院修正前法為《地方政府辦理非營利組織陪同外國人接受詢問作業要點》,進一步放寬適用案件類型,以保障東南亞移工的基本權益。表面上看來,東南亞人士的相關法律權益受到更好的保障了,然而無論修法前後,更核心的問題在於:專業通譯人員哪裡來?

司法通譯需要專業,不是懂雙語就可以

本案中的李姓通譯人員來自於中正一分局建立的志工名冊。李男本業為理髮店老闆,因具有印尼語能力而受任用,然而現行任用上很大的誤區,就在於忽略了「通曉雙語」到「專業司法通譯」之間,其實仍有相當一段距離。

雙語能力僅是翻譯最基礎的部分,基本法律素養到通譯中立倫理,都是一個專業司法通譯人員應備的條件。以李男的狀況,會用性侵作為恐嚇與控制他人的言論,還堂而皇之在理論上最安全的警察局中宣之以口。他被列入名冊的評鑑基準為何?專業能力為何?中立倫理為何?如果這樣不適任的通譯人員可以列在名冊中,責任歸屬又為何?

台灣目前在通譯人員的任用制度上,各級法院與檢察署的建制相對完整,然而這個所謂的完整,其實也僅只於兩年一次的庭務口譯培訓與資格檢核。而警政部門往往直接藉由法院的特約通譯人員名單來進行案件協助,自身的相關資源投入又更少。在經費來源不穩定、基層人員意識不足的條件下,自然會發生缺乏培訓與能力評鑑、無法建立可用的專業通譯人員名冊等等困境,並形成惡性循環。台北市已為台灣首善之都,資源相對豐富的條件下仍發生此類情事,其他縣市的環境惡劣可想而知。

如果台灣繼續漠視多元社會組成的現況,繼續以制度歧視基本人權,這種事情永遠不會消失。勞雇糾紛中通譯是仲介、移工性侵案件中的通譯是雇主友人、更改筆錄、隱匿說詞、威脅利誘,這種種失控而惡劣的情況根本屢見不鮮,惡質通譯只是表面呈現出來的癥候,中正一分局只是這次出包的倒楣鬼,台灣缺乏整體公共通譯服務政策才是主因。

(作者為南洋台灣姊妹會辦公室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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