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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各校繁星推薦放榜,如同往常,不少新聞報導聚焦於原住民族考生的錄取結果。或呈現他們如何克服困境、終獲佳績,或者突顯他們未來服務族人或回饋社會的志向。接著正上場的個人申請甄選入學,也會有另一波原民考生努力展現自我、尋求升學機會,不少大學教授也將接觸相關書面審查與面試工作。

我國的教育體制對原民考生設置有升學保障制度,目前主要是以外加名額模式處理,除了7月份的指考只看學科筆試成績之外,其餘管道都讓各校教授時常接觸到原民考生的書面資料,甚至還會進行面試。或許是工作環境使然,讓我好奇心起:學界同儕在審查書面資料及面試問答過程中,是如何測試原民考生潛力?以何標準決定錄取與否?

被忽略的族群指標

我所服務的原住民族學院,原民生與一般生約略各半。針對原民生推出的獨招管道除了檢視學科成績、自傳、讀書計畫、社會服務經驗之外,還特別在簡章中明示考生可以提供族語認證、參與原住民族相關活動佐證作為審查資料。除此之外,考官同事們幾乎都相當有默契地認為,在面試過程中,原民考生若能對自身族群事務提出一番見解,會是比較值得栽培的青年。法律學士學位學程的原住民專班獨招甚至要求考生提交近期重大原住民族議題分析1,500至3,000字以資審查。

換言之,在前述招生管道中,對原民考生學習成就或潛力之評估,除與一般生相同的「學術指標」(主要為學科成績、高中在校成績)與「態度指標」(主要為自傳、社會服務經驗、競賽表現)等項目之外,另外還會關注到「族群指標」,亦即原民考生對自身所屬族群歷史文化的認識或認同程度,以及對原住民族於當代社會所面臨各項議題的觀察與反思能力。

但是,在其他校系專為原民生提供的招生管道中,有注意到此一族群指標嗎?還是說,其評估項目與一般生完全相同,只看學術指標、態度指標?

以台大為例,在107學年度個人申請招生管道的62系組中,有22個系組設有原民外加名額,但檢視這些系組於招生簡章中的校系分則後,發現在指定項目內容中,無論是審查資料或甄試說明欄位,都並未針對原民考生明示其提供族群指標相關文件供審查,也沒有提醒他們可在口試時準備相關材料應試。當然,各系組實際在審查書面資料以及口試過程中,考官們是否有嘗試瞭解原民考生對自身族群的認識或關心程度,外界就不得而知了。

似乎,在台大的選才過程中,針對原民考生所列入評估的項目,與一般生並無二致,只考量學術指標與態度指標,而沒有針對原民考生族群背景的特殊性予以關注,並將其當成錄取與否的相關考量。台大原民招生策略的此一現象,也許並非特例,全國絕大部分的校系,很可能都是如此。

這個觀察主要是想指出:大學招生在決定哪位原民考生應獲得寶貴的入學機會時,最理想的評估項目範圍,依近年我國原住民族教育政策的發展趨勢,理應是學術指標、態度指標及族群指標三者兼具。各校如果只是未經反思、相沿成習地採取與一般生無異的評估項目,恐怕不符於近20年來我國原住民族教育政策理念的轉變,甚至仍在複製前階段一般化政策時期的殖民同化思維。如此一來,升學保障將淪為對個別原住民的恩惠施予,卻對於國家早就承諾的原住民族總體發展權利實踐不一定有助益。

轉變中的原住民族教育理念

我國原住民族教育政策的發展,大致以1998年制定施行的《原住民族教育法》為界,在此之前主要為一般化(同化)主義政策時期,在此之後,則逐步走向多元文化政策階段。政策轉變前後,理念與實際作為皆有一定程度的解構與重構。作為教育政策的一環,原民升學保障措施及其篩選標準的界定,理應在此大脈絡下理解。

在同化主義政策時期,當時的「山胞教育」雖然某程度改善了部分族人家庭的經濟狀況,但教育場域不但排斥原住民族語言及文化,甚至還意指其族群為野蠻落後的一群人(譬如吳鳳的故事),目的在於將原住民族社會改造成與平地社會無異。

在這種貶抑原住民族文化、獨尊主流族群文化的政策主軸下,課程設計根本不會考慮到要讓原住民族學生多認識自身族群,而只是想方設法讓他們學習一般學科知識、和一般人一樣。至於升學保障制度的篩選標準更不會考慮到原民考生對其自身族群的瞭解或認同程度,而單純只以學科成績為據。早年的師範保送生、原民醫事人員公費生、1980至1990年代廣泛實施的加分優待制,選才標準俱屬此類。

但隨著1980年代原住民族運動興起,1990年代憲政改革列入原住民族權利條款為基本國策,明言「國家肯定多元文化,並積極維護發展原住民族語言及文化」,以及「國家應依民族意願,保障原住民族之地位及政治參與,並對其教育文化、交通水利、衛生醫療、經濟土地及社會福利事業予以保障扶助並促其發展」(憲法增修條文第10條第11款及第12款),我國原住民族政策開始進入尊重原住民族多元文化的時期。

相較於同化主義階段,多元文化政策時期在原住民族教育理念上最大的差異,在於明定原住民族教育包括一般教育及民族教育。依《原住民族教育法》第4條,給原住民族學生的教育,不應只侷限於與一般生相同的主流社會學科知識(一般教育),更應包括以往被教育體系排斥的原住民族傳統文化教育(民族教育)。該法也進一步規定,學校課程內容應納入相關內容,提供原民生學習其族語歷史、語言、文化之機會,甚至要求相關學校師資應修習原住民族文化課程,增進其教學能力。此外,為促進原住民族政治、經濟、教育、文化、社會等各方面之發展,該法更將培育原民高等人才視為政府責任之一。

綜此觀之,在新階段的教育理念與制度運作下,我們會期待原住民族學生能同時學習一般學科知識以及民族文化知識,甚至有朝一日成為有能力推動族群各方面發展的高等人才。

缺乏族群指標,讓原住民持續被同化

在這樣的理想下,要評估原民生的學習成就,似乎就不能僅限於一般學科知識,而應該適度納入族群指標,方能符應一般教育與民族教育並重的原住民族族教育理念。換言之,篩選原民生的考量重點,不宜再停留於「學科成績好」再加上「有原民身分」,這完全是同化主義時期的標準。就現階段而言,理想的標準應再加上族群指標,亦即一併評估原民考生對其民族文化知識之學習成就以及其對族群發展的可能貢獻。

不過,這個族群指標似乎落實得並不完整。在原民現有的大學升學管道中,大概只有每年7月舉辦的考試入學分發(指考)有規定,除採計學科成績外,若取得原住民族文化及語言能力者,得以獲得較高之加分。此措施可以算是族群指標的一種。至於其餘升學管道,除了少數大學的原民院及原民專班獨招之外,包括繁星推薦、個人申請、原民醫事人員公費生、原民公費師資生等,在其篩選原民考生之標準中,如同前述台大的例子,都沒有對族群指標明確著墨。

由此觀之,儘管我國原住民族育政策之核心理念早已由同化主義轉變成尊重多元文化,甚至學校課程內容或多或少已開始納入原住民族語言文化課程供原民生學習,但是大學端在原民升學保障管道所採用的篩選標準,卻仍充滿了同化主義時期的遺風。反正考生只要身分是原住民再加上成績有一定水準,就有機會獲得升學保障機會,至於考生對其自身族群瞭解多少,幾乎不在考量標準之列。

如此制度篩選出來的高學歷原住民,除了自身或家庭社會經濟地位獲得改善之外,究竟能對族群整體發展帶來什麼正面影響?恐怕是個問號。尤有甚者,這種無視理念轉變因循舊慣而不重視民族教育之升學體制,反而讓原住民族依舊處於被國家教育制度持續同化的壓力之下。也難怪不時有部落耆老喟嘆道:「我們的小孩子學歷越高,越部落越遠!」

大學的社會責任

但是,大學原民招生工作怎麼做才可能擺脫同化主義,讓高等教育機構所提供的寶貴就學機會不但成為個別原住民改善人生前景的資本,更成為培育原住民族政治、經濟、教育、文化及社會整體發展所需高等人才的推手?

我認為,設有書審及面試的原民保障名額招生管道如繁星推薦、申請入學、原民醫事人員公費生、原民公費師資生等,其招生作業至少有以下建議面向應該留意:

第一,篩選標準明確列入族群指標,引導原民考生展現其民族教育學習成果。其實務操作上,可以明確提示原民考生在其自傳中敘寫自身族群經驗,也可以鼓勵他們提交族語能力證明、民族教育課程修習證明、參與原住民族相關文化或社會服務活動等證明供審查參考之用。在口試時,除了與一般生相同的問題,也可以試著請原民考生介紹自己的民族或部落,或者對原民時事議題發表想法。從這些問題中,或多或少可以測知原民考生對自身族群的瞭解程度,評估他們在民族教育上的學習成果。

第二,從協助培育原住民族發展人才的角度,評估原民考生對其族群發展的可能貢獻或潛力。譬如可以規定考生撰寫一篇小論文,申論自己所報考的學系專業與原住民族發展的關係;或者就在口試中問看看,日後學有所成之後,會如何直接或間接應用所學貢獻族群或改善族人生活。此一面向在原民社會急缺人才的學系領域尤為重要,譬如醫學系、牙醫系、法律系、師資公費生等。畢竟這些未來就業前景看好的學系,如果考上的原民生只顧自己享受升學保障的好處,卻完全未貢獻所學於自己的族群,實在有違政府投入資源培育原民高等人才的初衷。

第三,各校系運用前述族群指標時,最好將之視為相對標準,而非必要標準。也就是說,不宜因為原民考生在族群指標上表現不佳,就逕行否定其獲得升學保障的機會,而最好只是在當多位原民考生之學術指標與態度指標相差不多時,優先選擇族群指標較佳的考生。此一建議的理由在於,儘管當前教育政策已開始在中小學階段提供原民生學習其族群文化的機會,但實務上這些課程仍不夠普及,並非每一位原民生都能有機會在學校接受民族教育。譬如移居都會區的原民家庭就是如此,所以也不宜將民族教育學習成果表現不佳的責任,完全推到原民考生身上。

總之,在促進族群平等此一民主理念上,大學招生工作的社會責任不是只有錄取原民考生而已,更應該以合理、適當的方式錄取原民考生,否則根本跟不上原住民族教育理念的進步腳步。尤其像是台大這種曾經參與過殖民事業的高等教育機構,更應該全盤重新思考其原民招生策略,為原住民族培育通達一般學科知識及民族文化知識且又對族群事務保持高度關注的原民高等人才,這或許算是台大對原住民族歷史與轉正義的責任之一。

(作者為國立東華大學民族事務與發展學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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