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片來源:翻攝自南方都市報。

2016年11月3日,日本東京法政大學中國留學生江歌被閨密劉鑫的前男友陳世峰殺害。而經過整整一年,直到2017年11月9日《新京報》「局面」欄目陸續發佈採訪劉鑫和江歌母親的視頻,此事件才真正浮出水面,成為公眾輿論的焦點。

根據百度指數、微信指數和微輿情等搜索數據分析,整個事件的輿論趨勢出現了三大高峰。第一個高峰是自11月10日開始,相關媒體與線民關注持續增長,11月13、14日時達到頂峰;第二高峰則是在12月12日江歌案庭審期,同時在澎湃網、新浪微博等多家媒體開設同步直播和時事評論,大眾關心的是公平正義聲浪與法律制度的約束何者能夠取勝;第三大高峰期即為整個事件的終結:經過一週的庭審,江歌案於12月20日下午正式宣判,陳世峰被判處有期徒刑20年。江母雖然徵集到450萬份死刑請願簽名,卻並未對法官判決起到實質性作用。事件中善良者挺身而出、而正義卻無法保護其所遭受的強暴,公眾對道德的訴求漸漸變成對法律制度的失望。

劉鑫背負了無情無義的罵名,而江母的情況卻更具兩面性:她為愛女申討公道的行為一方面獲得群眾的支持,另一方面卻又被斥責為歇斯底里。各方媒體極力渲染遭遇喪女之痛的江母,使得公眾出於「集體同情」,而將輿論倒向對劉鑫的「憤怒」和「聲討」,反而忽視了真正殺人兇手陳世峰的存在。對兇手的輿論關注是因為公眾對最終審判結果不滿,才被推至高峰。

網路論戰持續停留在「法律與道德」上而難分勝負,真假亦難有定論;而透過此事,真正值得我們反思的是當下中國底層家庭的教育問題。

寒門子弟出國留學的辛酸

江歌父母在江歌一歲半時離婚,而江歌的父親卻對母女倆不聞不問,江母將全部情感孤注一擲地寄託於江歌身上,單親媽媽獨自把女兒培養成材,甚至即將在國外獲得工作機會,這確實是值得驕傲的一件事。所以,當江母得知江歌被刺十幾刀時,她會感受到痛:「這十幾刀就像刺到我身上一樣痛。」

在中國人的認知中,「出國留學」是與「家裡有錢」、「高人一等」劃為等號的,留學不僅是家庭背景與金錢實力的展現,其所獲取的優質教育資源更是普通寒門子弟可望而不可及的。然而,為了能讓子女頭頂這個光環,太多中國工薪階層的父母為供子女出國讀書而「未富先奢」,這種「奢」不單單體現在財富上,更是情感與期望的全部傾注。

在「江歌案」的終結篇,澎湃網發佈了一篇〈江歌案宣判.特稿|致命邂逅〉的正式文章,以故事敘述的方式講述了被害者江歌與行兇者陳世峰的生命歷程及整個事件的來龍去脈,也打破了之前網路輿論對陳世峰「富二代」身世的猜想。

然而,在「江歌案」中,無論是與母親相依為命的江歌也好,還是想擺脫「窮得響叮噹」背景的陳世峰也罷,他們都來自普通甚或是底層家庭,教育成為他們改變命運的唯一途徑。二人的個性都極其要強上進,期望能在日本工作、買房,靠自身的努力來讓命運轉變。不同的是,前者深知母親的含辛茹苦而倍加懂事、體恤母親,承諾畢業後將母親接到日本過好生活、回報母親的養育之恩;而後者在師長和同學面前對父母隻字不提,則顯示其對貧窮父母的鄙視,竭力通過自身接受的良好教育,撇清原生家庭所帶來的羞恥感。前者因為缺乏原則的「過度善良無私」而無辜喪命,後者因為缺乏良知而殘暴殺人。

江歌與陳世峰二者的命運,正是中國工薪階層子女家庭教育缺失的真實寫照。當下中國最悲哀的教育,就是把普通家庭的孩子,養成了「富二代」。

家庭教育在人社會化過程中的作用

人的社會化,是要解決一個生活在社會裡的人怎樣學會做人的問題,即從自然人到社會人的轉變。而這一轉變的過程,是伴隨著每一階段的教育來完成的。教育是由家庭教育、學校教育、社會教育組成的共同體,三者密切聯繫,相互補充,任何一種教育的失敗都會造成整體教育的失調。

而以親子關係為中心的家庭教育,作為教育生態系統的最內環,貫穿於人一生的教育之中。父母是孩童在出生後所接觸的第一類群體,父母的觀念、教育方式,對子女成長的社會化影響是較為深遠的。

保羅.威利斯(Paul Willis)認為,在工人階級家庭裡,父母與子女的關係經常是競爭性的。對於工人階級子女而言,「他們的世界變得越重要,他們的父母就變得越不重要。儘管父子情深,家庭氣氛中還是存在一定的張力。」普通家庭的父母總是覺得虧欠了孩子太多,擔心子女產生自卑感,寧願自己忍辱負重含辛茹苦,不願在子女面前流下一滴眼淚,但是在成長的過程中卻忘記告訴孩子一件事:生活的艱辛,是難以想像的。就算父母能給予得了超負荷的愛,但這樣的愛孩子又能承受多少?回報給父母多少呢?

爭取優質教育資源的孤注一擲

從資源佔有的角度來講,人從出生的那一刻起,就註定是不平等的,我們沒有辦法選擇家庭,選擇自己的出身。底層家庭本就缺乏經濟基礎,和中產家庭在教育資源的獲取上相比,是很難做到公平的。儘管國家大力主張教育平等,但在當代的家庭觀念裡,機會上的教育平等也只不過是讓子女成為一個有點文化的底層人罷了,依舊擺脫不了泯然眾人的命運;而真正能推動階層垂直流動的,必然是要通過對優質教育資源的獲取,這還是掌握在佔有較高資本的家庭手中。

底層家庭過分看重文化資本,於是為了獲得優質教育資源,甘願為子女的教育孤注一擲、不斷的自我剝削、與子女親情關係因此疏離,以至最後讓子女成為一個有「文化」的人格缺陷者。

為子女的大世界而甘願做一粒塵埃

江母過去忙於生計,居無定所,作為獨力撫養江歌24年的單親媽媽,為了支持女兒的理想,她不惜變賣家產,說什麼也要把江歌送去日本讀書。面對鄰居「沒錢還學人家出國」的風言冷語,在她看來都不如「江歌說過,以後有能力了,要帶我離開這個環境。」

江歌確實很爭氣,到日本6個月就考上成蹊大學,4個月後,又考上全國排名前30的法政大學。江母所受的任何屈辱,唯有在女兒的學業成就中才能得到舒緩,也唯有此種烏托邦式的心理暗示,才能消解其在生活中所遭受的痛苦和不快。可她迎來的,不是江歌健康平安的生活,而是噩耗,這無疑是晴天霹靂。

經濟資本佔有的不平等是可以靠人為努力去彌補的。普通家庭的父母不希望子女從一出生就背負著父輩經濟、地位不平等所帶來的壓力,所以期望通過自身的百般努力,傾盡所有來幫助子女佔有相對優質的教育資源。這些父母堅信,他們所能給子女的便是在起跑線上的相對平等,而後的權利平等,是子女要憑藉自身的努力去獲取。為了子女的「未來」,父母從事的工作是否體面並不重要,工作的壓力與生活的辛酸,彷彿在每一次與子女交談中得到精神慰藉。因為底層家庭的父母傾盡所有把子女的成功限定在一個狹小的範圍之內,他們的唯一幸福感便是來自子女學業成就的「報喜」。

在當下中國,為了不讓自己的子女輸在起跑線,為了能供子女出國讀書,多少本可以生活得很好的工薪父母賣了房產又貸了款,還有多少沒有固定資產的工人父母只能靠打多份零工來賺取留學費用,換來的卻是子女在社交網路上曬的旅遊和美食照片。這些父母始終想不到,在幫助子女佔有到優質教育資源的那一刻起,他們與子女的關係就在疏離間越走越遠了。

難以擺脫的愛恨交織與雙重羞恥感

為什麼有些孩子長大後冷漠無情?因為他們心裡沒有被溫暖過。為什麼有些孩子長大後固執偏執狹隘?因為小時候父母沒有給他們注入正確認識事物的認知,沒有讓他們多元化瞭解這個世界。為什麼很多孩子不懂感恩,因為父母根本沒有讓孩子們學會體會別人的不易,教育他們如何感恩慈悲。

在對陳世峰的成長軌跡敘述中,幾乎都是師長與同學在與他接觸並對他進行評價,父母一直是他刻意回避的話題。陳世峰看重師生關係,無論是在考研中所遇到的困難還是接到錄取通知書的欣喜,都會與老師分享;而陳父的唯一一次「出場」也只是在與老師電話溝通中說「孩子要讀書,希望她多多關照」來表達對陳世峰間接的關切,而不敢直接打擾陳世峰。在師長眼中,陳世峰是個自尊心極強的學生。他清楚父母給不了自己想要的生活,因為他們缺乏這樣的經歷,也就不可能提供他在這一過程中學業和成長所必要的知識和經驗。

同學李崇陽對陳世峰的敘述:「他從來不和我們說他的家庭。但他打電話有時會突然大聲吼,有一次說的是家鄉話。還多次在半夜聽到他嘶喊,像在做噩夢,曾跟他提了一下,他嘿嘿一笑,沒有回應。我覺得他肯定有心事,但他不說,我也不會去問。」可見,陳世峰一方面很清楚父母的艱辛,另一方面也因自己的父母和家庭而感到羞恥。

底層家庭子女很容易對家庭,特別是父母形成愛恨交織的複雜情感。在這樣的家庭中,父母對子女的愛往往行勝於言,不說「愛」、很少「擁抱」,少有事無巨細的語言交流。因為父母也知道自身的能力和財力,除了默默支持外,他們所能給予子女的十分有限。然而,他們的子女也因此在這個過程中,失去了向父母直接表達情感以及傾訴生活細節的可能。

相較於中產階級有學識家長的指導,底層家庭的父母們也容易顯得對子女「漠不關心」,這很容易使得底層子女在與中上階層子女比較中,產生自己的父母不如中上階層同學父母、自己的父母不夠關愛自己的感受,進而衍生出對父母的第一重羞恥感。而當底層子女通過自己的努力,接受優質教育後獲得階層向上流動的機會,進入到理想圈層,則一旦他們的父母出現在他們所晉升的圈層,他們便會很容易因自己家庭成員「不恰當」的言行舉止而感到羞愧,擔心被別人瞧不起。這是第二重羞恥感。

父母的期望,是能讓他們的子女擺脫原生家庭帶來的世代貧窮,但是父母們並沒有意識到這些影響,他們會因這樣的結果而痛苦。像是移民的父母,送他們的子女去學校和大學,期盼他們能夠「成功」,但只發現他們是那麼成功,以至於在他們和孩子之間有一條無法逾越的鴻溝。

我是誰?我屬於哪裡?

在陳世峰的老師看來,陳世峰表現出來的高傲、自尊,恰恰是因為他自卑。「他自卑是因為出身不高。他本身不是很有內涵,」又窮得叮噹響。「他有一種心氣,就是想改變命運。但是他還缺應該有的東西。」面對老師「不行就回國」的勸慰,他態度堅決,說自己一定要考碩士,而且一定要在東京,他說只有在那邊能改變他的命運。他知道要實現向上流動,必須努力獲得另一個階層的文化特質,而且必須要身處於那個階層的環境中才可以獲得。

然而隨著向上流動所帶來的社會關係改變,必然會要求身體、心智和反應的相適應。而從底層家庭走出來、接受了「富二代」式教育的子女,面對必須融入的階層文化與原生家庭所在的階層文化鴻溝,必須努力攀爬才能越過。他們不一定能真正融入、卻也不能完全清除腦海中根深蒂固的原生文化記憶所帶給他們的自卑感。因此,他們不僅缺乏文化歸屬感,往往也容易在融入新社會群體的人際交往上面臨困難,而且這種困難是雙重的。

隨著中國當下「留學熱」的持續高温和留學生的不斷增加,中國留學生在國外遇害的事件頻頻見諸於各大新聞媒體,而「江歌案」僅僅是一件將輿論推向風口浪尖的典型代表。留學不再是富二代的專屬特權,更不該被貼上「取得優質資源」的標籤。當下的中國教育一味追求用「砸錢」的方式達到對優質教育資源的獲取,卻忽略了「道德」和「良知」對人情感的初始化教育,人首先必須成為「社會人/理性人」才能成為「文化人」。前者是對道德和良知的教育,是評判人之所以為人、而非動物的重要標準,而後者才是對教育資源的佔有。若沒有道德與良知的教化,就算佔有最優質的教育資源,「江歌案」的悲劇也會在中國留學生身上繼續迴圈上演。

教育作為一種重要的文化資本,是形成財富積累和改變社會地位的重要方式,甚至是底層家庭子女能改變命運的唯一方式。然而,底層家庭對文化資本孤注一擲地投入以期換取他們的美好光明前途,實則是葬送了子女的未來之路。

(作者為台大社會學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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