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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得年前跟愛登山的朋友聚餐時,見他從Patagonia背包中拿出Patagonia的保溫水杯喝水。我問:「哇,你很喜歡Patagonia的產品喔?」,朋友驕傲地回答:「我不僅喜歡他們的產品,更喜歡這家公司!」

究竟是什麼樣的公司能讓消費者打從心底認同和熱愛,願意付出更多錢來購買產品?我想原因之一是Patagonia不但有優質的商品外,更是一家以照顧環境和社會使命的兼(共)益公司。

身為全美最大戶外品牌,Patagonia以優先採用環保回收廢料和有機棉製造服飾、提供友善員工的「缺席管理法」,鼓勵員工「翹班出遊」,並將營收1%捐獻給環保團體,讓公司發揮最大的社會影響力。

其實,在美國越來越多經營者,例如全美前15大食品公司DanoneWave,選擇像Patagonia一樣成為兼(共)益公司。

Patagonia的保溫水杯。

兼(共)益公司到底是什麼?

從兼(共)益公司的名稱,顧名思義,不論是「兼益」(profits with purpose)所隱含的兼顧公司獲利與照顧社會、環境利益的公司使命,或是「共益」(benefit corporation)所隱含的與社會、環境共享、共利及共好,皆顯示了這是一種新型態的公司組織,讓公司能將社會性基因序列(DNA)的使命植入公司中,使其能藉由商業經營的力量,來解決當前社會和環境的問題。

Patagonia創辦人Yvon Chouinard認為,兼(共)益公司立法能為社會使命型公司創造合適的法律架構,讓創業家對其機構的價值、文化、過程及高標準獲得制度化保障,使公司在創辦人死後、募資或公司所有權改變時,也能維繫公司的使命。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Rober Shiiller則指出,兼(共)益公司法能讓商業經營力量解決社會和環境的問題。

Yvon Chuinard和其經營哲學。圖片來源:EcoWatch

兼(共)益公司立法,能促進台灣社會企業與社會創新

兼(共)益公司的立法,可能對台灣的公司治理創新,以及社會企業的發展,帶來非常重要的助益。

美國、英國及德國等的公司法,隨著16世紀為國家掠奪海外殖民地資源、19世紀的工業革命資本家、20世紀的股東至上主義資本家,一直演進到21世紀與社會和環境共益的資本家,早已擺脫上一世紀「營利至上」的舊思維,允許採用公司來經營非營利或兼顧社會利益的事業;並期待這樣的做法能兼顧社會公平、公益與獲利,解決資本主義只重效率、忽略合理分配資源、使貧富差距加劇、帶來階級衝突等問題。反觀台灣目前的公司法,卻仍是從傳統製造業出發,著重在股東利益至上的公司型態,而不適合社會使命型公司的發展。

資本主義及公司的演化。圖片來源:T.G.

因此,兼(共)益公司法的立法,將翻轉傳統以股東利益為重心的公司治理型態,提供兼顧社會利益和商業獲利模式的創業者一個友善的法規環境。

2014年,政府以「先行政,後立法」作為台灣的社會企業施政方針,而現在正邁入「後立法」的階段。希望能讓所有組織都能在影響力光譜中找到合宜的位置,共同發揮社會影響力,形塑健康完善的社企生態圈。

這次公司法修法,將企業社會責任(CSR,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納入公司「得採行」義務;政府政策扶助方面,有余宛如立委所提的「社會企業發展條例草案」;至於兼(共)益公司立法,則是提供使命型公司法律位格,並架構自律的市場機制。

兼益公司立法在社企立法扮演核心的軸承角色,一方面將以社會責任視為義務與成本的傳統營利公司,還有以照顧社會及環境為成立目的和使命的社會使命公司做出區隔,避免因混淆而造成社會企業價值的稀釋;另一方面,替政策扶助的作用法,能解決公司型社會企業在組織法不適法的問題,並提供能導入民間耐心資本的市場機制,避免像韓國社企發展作用法那樣,遭遇到政府扶助的侷限、欠缺多元發展的困境。

社會企業的立法概念。作者提供。

兼(共)益公司立法,可以注意哪些方面?

兼(共)益公司的立法主軸包括:「明確清楚的社會目的」、「依法有據的經營者誠信」、「大小分流的影響力揭露」以及「著重自律的低密度管理」。其立法方式,是在既有公司法的基礎下,於公司法第一條增訂「公司得追求營利以外之目的」,並新增兼(益)公司專章或專節。

專章和專節的差異在於:前者允許無限公司、兩合公司、有限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採用兼(共)益公司經營模式,而後者僅允許股份有限公司採用此經營模式。並且,這個專(章)節的設計,主要是透過三個基礎使命鎖定架構要素,以確保公司能遵守並維護其社會使命、建立信賴機制──1.在公司章程鎖定符合第三方標準的公司社會使命,使經營者和投資股東能明瞭公司使命並受其約束;2.以法律課予經營者忠實執行其社會使命、並考量利害關係人利益的義務;3.依照公司自行選擇的第三方標準,定期提供透明的揭露報告,讓消費者、公司股東及利害關係人得以檢視公司的執行狀況。除了特定的社會使命外,公司也須將其整體營運對社會的正面影響列明。

兼(共)益公司的立法內涵。作者提供。

現在是台灣兼(共)益公司立法的時機嗎?

從2017年星展銀行與聯合報願景工程所作的社企大調查來看,有高達64%的受訪者願意花多一點錢,購買社企的服務或產品,但卻只有19.9%的受訪者對社企有認知。這點出了傳統營利公司其實有潛在的「洗綠動機」(Green Wash),也就是在現行公司法無法區分「營利型」與「社會使命型」公司的法規缺陷下,具有商業規模優勢的大型公司,可以運用廣告和公關方式,取得市場優勢和利益。

另外,社企大調查也指出,目前台灣的社企有6成成立不到5年,且僅6成能夠損益兩平,急需資金和技術的投入。因此,正是透過兼(共)益公司的立法來解決洗綠問題、並提供社企導入民間資金挹注的時機。如果能提供彈性和多元自律的組織法立法方式,不但不會產生定錨作用(Anchoring effect)、排斥其他組織類型的社企發展,反而能與之相輔相成、正向循環回饋給其他組織類型的社企,有助於社企生態圈的永續發展。

從2016年11月,公司法全盤修法委員會向政府提出兼(共)益公司立法建議後,引發了眾多迴響,不論是許毓仁立委提出的「共益公司法草案」,抑或唐鳳政委透過線上虛擬會議和V-Taiwan平台所進行的兼(共)益公司法專章/節修法討論,都是朝這個方向發展。行政院賴清德院長日前亦宣布將研擬修法,全力協助社企發展為台灣具指標性的產業。

由於兼(共)益公司的立法與此次公司法修法脫鉤,留待年後處理,台灣是否能成為亞洲第一個通過兼(益)公司立法的國家、透過立法為台灣社會企業和新創產業的發展奠定重要基礎,關鍵勢必在這新的一年。

(作者為中國文化大學法律學系教授兼學務長、美國紐約州律師、台灣區塊鏈電商奧丁丁(Owlting)首席法律顧問,長期研究公司治理以及企業的社會責任等相關議題,並關注新科技對公司及證券交易法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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