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層層負責的體制,其實層層都沒有責任。如此觀察,毋寧素描著現代中學的圖像。更精確一些來談,在中學教育中,應當要承擔起引航責任的人員有許多類型與面向,然而,最終的稻草還是會飄落在名為「導師」的角色上。我們卻鮮少想過,為什麼?

以當前的高中來說,一所位處市區的學校,其班級總人數從35人到45人不等,均歸屬於導師轄管。從早自修開始,導師必須到場監督學生是否進行考試或掃地等義務,中午得進行定期巡視,確認學生能確實午休,有些學校有午掃,那又是一陣忙碌。至於各種班級活動、代各處室宣導、帶領班級準備比賽乃至加油打氣、跟學生一起交換禮物、成為學生各式問題的諮詢者或與家長之間的緩衝者、經營班級氣氛、Line或FB群組隨時on call等,隨不同學校的校園文化差異,上述項目有增無減。

從台灣教育開始執行導師制度以來,大家也習以為常,對於一個班級出現一位固定的導師,以及這名角色必得完成的任務,已經是社會早不需言說的共識與默契。導師角色提供安定感,讓家長有疑慮時能在親師座談會與導師暢談,也替學生架構著不論是專業或生涯的導向及選擇。

只是,這件事並沒有如此簡單,當進入劇烈變動的時代,導師這角色本身已難以承載超量的定義。今日的學生或家長,會更希望導師除了專業和生涯指引,更必須隨每個學生的差異來進行客製化、細緻化的服務。重視個體性,其實是一件好事,然而我好奇的是,這件事被投射在導師身上究竟恰當嗎?而中學教育超量的師生比,又能保證多少的需求能被滿足?如果以上的疑問,不只一次被提出、被反省,那麼,為什麼我們還堅持導師制度?

▋為什麼會有導師制度?

導師制度的形成,國家教育研究院有明確資料如下:

導師班級制Tutorial Class (U.K.)係英國大學推廣教育於20世紀初期時所採行的一種上課方式。1906年位於羅查戴爾(Rochdale)的大學推廣委員會(University Extension Committee)鑑於上課方式之選擇,使得內容既不致太學術,也不致於太通俗,造成班級人數太多,於是諮詢了工人教育協會之創立者曼斯伯力基(Albert Mansbridge)而開始導師班級制的實驗;最早是在羅查戴爾及隆頓(Longton)進行。此導師制班級學生人數約在30人,且持續2年;學生必須完成指定之作業,每週與教師會面2小時,主要採取討論的形式,有時可在某位學生家中以喝茶聊天等較輕鬆方式進行討論,甚至可持續至深夜或黎明。由於在上述二地進行的教學實驗相當成功,不久即引起其他學校之仿效,如牛津及劍橋之學院,並組成了一個導師班級制的聯合諮詢委員會(the Central Joint Advisory Committee for Tutorial Classes)來協助解決相關的教學問題。

從上述的規定,能夠得知最初導師制度是大學端進行的一場「實驗」,在自由化的設計下,學生能夠既彈性又嚴謹地遵循學術上的智者,情況近似中國社會古代的私塾、師徒制度,在人數不多的情況下,更貼近老師來習業或討論,毋寧是有益的。

可惜,台灣顯然不把這項制度當作是有意思的實驗,反倒更像一種桎梏,同時綑綁了學生與老師。學生無法選擇自己願意追隨的老師,老師也被扣以一項帽子,即是必須管理每個被編派到班上的學生,只因角色是導師。

▋與其仰賴單一對象,不如進行完整分工

只要學生被視為該「管教」,自然而然就長不出內在的能力,他的人生方向盤由「導師」來建議、掌控,學生逐步喪失主體性卻毫不自知。無意識地跟隨,盲目地前行,這些在許多專家口中是值得批判之事,然而,或許這個問題的原因之一是學生、家長、學校行政太仰賴「導師」的緣故。

曾與留學英國的朋友聊起,她說英國也有導師,不過只負責在上午課程開始前點名,並在導師時間內與學生見面溝通,其餘學生活動則不歸屬導師責任,導師可以不必出席。至於美國,高中教育沒有所謂的導師,所有課程採取跑班制度,這一點跟英國相同。所以,學生被迫學著自行警惕,哪一堂課該做什麼,該去哪間教室,何時該繳交費用,他知曉這些歷程沒有一個人「必須」提醒他,所以在環境中自然而然強壯了自我的意識和選擇。一旦遇課業問題,學生便「主動」去找該科老師諮詢;遇上生活、適應的困難,則有相關人員以供諮商。

所以,如果是高中階段最常遇見的生涯、愛情、價值觀問題,朝向以專業心理師、各行各業的專業人士合組一個綜合的相談所,不是比起目前一班40名學生只配置一名導師的狀態,來得更符合學生需要嗎?

▋讓學生負起自己該負的責任,找回主動力吧!

更進一步問,當其他國家早早將型塑自我價值的責任交託給學生本人,我們在高中端設置「導師」是為了什麼?莫非,我們仍在心底期待,「總有一個人」來照料這一群又一群已經臨界成人的學生?總有人要負責叮囑他們掃地,總有人要叮嚀哪一天要帶什麼東西,總有人要活絡一個班的氣氛……,這些本該自我負責的事項,在制度的錯誤沿襲下,匯集到稱之為導師的角色上了。

回到教育初衷,我深信每一位仍充滿勇氣站在第一線場的老師們,沒有一位不想成為孩子的貴人。只是,當越多的要求放在單一角色上,是否也殘忍剝奪了學生的自覺能力?

舉例來說,台灣的高中學生期待著班級的氣氛融洽、秩序和諧,這件事的完成,投射對象之一,絕對少不了導師。只是,高中的班級氣氛是一位導師必須負責的嗎?導師確實能夠讓學生們有歸屬感,的確不可否認。不過更好奇的是,身處建構自我價值階段的青少年時期,為何這份歸屬不是試圖讓學生把更多焦點放在「自己主動」的驅動力上,而是需要有「導師」來做這件事?久而久之,會不會變成「只有導師需要做這些事?

把成長的能力放到別人身上,這樣是好的嗎?如果不能在價值折衝下,努力去找到一己位置,少了這份努力的青少年,他又將如何看待成年、中年、老年呢?是不是未來他也會情不自禁需要去求得一個「必須為自己生命負責的大人」,來讓自己感覺好一點?

我認為,是時候重新省視高中教育需不需要一位導師,以及倘若評估後還是認為有其必要性,那麼這樣的角色又該如何回應這個時代?家長和學生又該如何找回各自的能力與角色呢?

無法透過自己雙眼來面對的人生,即使經過再多年月,心智依然停滯不前。正常的教育,應該是讓所有人都找回各自的角色吧!

(作者為教育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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