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整理照片時，看見前年紀錄台鐵復興路日式宿舍群的這張照片。一份大正十二年台中州所發出的公文，被住戶封進紙糊拉門裡，直到建物要拆除了，才重見天日。除了上頭毛筆字職稱訊息非常珍貴外，年份也引發我的想像。
大正十二年為西元1923年，在台灣棒球史上是個重要的年份。彼時棒球運動在島內逐步流行，稱為「野球」，不過還多為日籍人士參與競賽、籌組聯盟。1923年，全由台灣原住民所組成的野球隊──能高團，在日人主持下於花蓮成立。能高團在球場上表現出非凡的運動能力，2年後即受安排赴日，在甲子園球場進行友誼賽，首場成績以棒球場上罕見的28:0大比分差距痛宰對手，讓日人震驚。爾後，方開啟台灣參與全日本高中棒球賽的契機，也有了後來KANO嘉農棒球隊等的故事。
能高團雖不是參加正式盃賽，但光以第一支踏上甲子園球場打球的台灣隊伍代表、帶動島上本土棒球運動方興未艾的成就、且在今天讓我們有機會用較建設性的觀念理解轉化日治時期「野球」被視作具教化懷柔功能的背景，走出曾有的禁錮，拉平族群界線與統治作用的意涵，便足以大書特書。
我想到季中舉辦退休儀式的陳金鋒。
鋒炮炸裂的時代，正是我最瘋狂棒球的年紀，他擁有屢次在重要時刻敲出關鍵一擊的各種條件；台灣球員中第一位在MLB登場的歷史地位；「球來就打」經典名句是他的肖像畫；52號與不動四棒間令人安心的等號；與一切負面評價絕緣的品格等。種種關於他的紀錄、分析與傳說，讓他擁有了如神般的地位。但先有神或是先有傳說這個命題，在陳金鋒的故事裡僅是像永晝裡的星芒般，不會是焦點。
不知是從哪支全壘打開始，陳金鋒背負的早已不只是個人職業棒球生涯的追尋與挑戰，尤其在我們開始以國家民族的情緒投入觀賞棒球比賽時，他早就用手中的木棒，一次次協助這長期受國際情勢的壓迫、面對國家認同議題而委屈、珍捧著大國心理卻呆坐在小國身軀的集體不平衡感。面對亟欲擁抱光榮事蹟鼓舞生活的政府人民、甚至這整個世代，有辦法寄託理想中的強大，藉由欣賞他體能爆發、奮力將那麼小的一顆縫線球揮向天際牆外的俐落表現，如同英雄凱旋般跑回本壘板，而有了酣暢的一吐怨氣之機會。
那是因為無論現實生活中有多少的綑綁、渴望、長吁短嘆，好像都能隨著鋒炮的驚天揮擊，萬眾目送小白球飛出全壘打牆之際，那共同昂起頭的角度、舉起手的速度、狂喜吶喊的力度，得到某種程度的自由與救贖。那一眨眼間創作出的瘋狂喜悅，迭次安撫全民，瞬間有了一致的目標加乘力量，繼續願意在這裡執拗的安家立命。
這是我眼中陳金鋒所創造的，球場外的台灣奇蹟。
我意識到長年被視作「台灣巨砲」、「台灣隊長」的陳金鋒，與距今83年前的「能高團」竟有跨越時代的巧合歷程：他們的根源同樣來自於這片土地裡長出的住民；同樣站上該時所處環境裡能抵達的棒球最高殿堂；同樣也因成績難能可貴，有了國家、民族的身份分野；同樣為之後的球員撐開一條通往更完整境界的棒球之路。而更一致的是，想像別人幫他們演繹歌頌的宣傳內容，將永遠比自己心中好好說的話多。
這似乎一直是台灣軟弱地面對過去歷史的基調，即便是在運動領域，從能高團走至陳金鋒的年代，這段不算短的時間裡，我們持續以所謂「國球」支撐骨子裡一股難以言喻的情調與想像，縱使我們知道這社會從來不是那麼浪漫，或是我們比任何地區國家都在乎各種世界排名這樣冰冷的信仰，但依舊允許自己在賽事之週做夢，壓榨一些足以安眠的興奮劑；而當夢裡的晦澀無解，仍不知如何詮釋那些不自信的傷痕時，我們還是得安分的摸摸鼻子，用原本痠痛的姿勢醒來。
能高團早已遠去，陳金鋒可能將轉任教練，最終還是會離開摯愛的紅土球場。但我們呢？我們是否依舊要再邀請一個對象上路並肩征戰，消弭途中一人或一國過於孤獨的風險，也許還要證實與世界的未脫節，如同83年前的能高團，如同一棒將我等送向熟年之門的陳金鋒，如同迄今始終都在，卻不願承認過度自私且脆弱的自己。
每個人的心中，其實都有一位陳金鋒。
（作者為台中市民，七年級前段班，棒球迷資歷逾2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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