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台灣，我們喜歡將罪犯隔離，讓他們遠離我們的生活。這樣的處遇其實很有佛洛伊德的味道，如同我們將生活中的部分事實，從意識層面中加以隔離（isolation），以免引起精神上的不愉快。
也就是說，藉由隔離的方式，可以讓我們對於罪犯行為所引起的情緒反應，不那麼痛；同時把受傷和生氣的感覺削得很薄，讓我們暫時不去「感覺」自己有感覺。
台灣人民對於「不公義」和「弱勢」的議題相當敏感，這是來自於我們在國際情勢上相較弱勢的移情（transference）。在過去受到中國大陸的策略性施壓，或來自對於邦交國的討好，都讓我們知道，其實我們很無助，也很努力在國際上尋求對自己的認同，這是很深層的集體潛意識（collective consciousness）。
我們善於敏察受害者（弱勢者）在危機時的需要，並建立起保護自我的防衛機轉。
台灣人的依附關係
台灣和中國大陸的關係，從依附觀點看來，很像是兩個曾經在一起的情侶經歷分手的經驗。可能是逃避依附（avoidant-attachment）地希望獲得自主，也可能是焦慮矛盾依附（anxious-attachment）地希望和對方修復關係，不論每個人對於這之間的依附型態反應為何，我們對關係都有一種很深的失落，分離的失落，被背叛的失落。
從情緒取向治療（Emotionally Focused Therapy，簡稱EFT）對於依附的解讀看來，分離是一種創傷經驗。那分離是一種怎樣的感覺？
「好像對你來說，我不是很重要，好像我不值得被愛，好像我可以被忽略，好像我沒那麼有價值。」
博愛座事件的啟發
前陣子博愛座事件引起了社會大眾對於「讓座美德」與「讓座壓力」的討論，我們心裡有一個對於「優先」或「乘坐資格」的想像和標準，於是對於這樣的角色形象，投射（projection）了我們對於弱勢族群的期待。
「你，符合資格；以及你，不符合資格。」
如果去覺察為何我們如此憤慨、不滿及生氣那些不符合自身心理預期標準的乘客，可以發現，我們更深地其實是為了「真正有需求的旅客而沒能乘坐」的失落、無奈、難過，進一步希望能為他們感到不公、委屈、心疼、生氣而挺身而出。
這邊需要留意的是，當我們在衡量「你，符合資格；及你，不符合資格」時，我們很容易成為事件當中仲裁者（arbiter）的角色，進而展現理所當然的、義憤填膺的、同仇敵愾的情緒，但對弱勢者的需要其實無濟於事。
面對行為人的情緒反應
2014年台大生情殺事件的張彥文、捷運隨機殺人事件的鄭捷及2016年小燈泡事件的王景玉，這三位事件的兇手都很容易勾起我們對於事件的創傷反應。面對這樣兇殘無情的行為人，我們加深了憤怒、無法原諒、心痛、憎恨等情緒，連帶的行為反應又回到自身對於依附關係的投射：「不管你說了什麼，我一點也不在乎。你就是做錯事，你對不起我，我完全不想聽你的解釋，沒什麼好解釋。」（逃避依附）、「你怎麼可以這樣對我，你憑什麼這樣對我，為什麼你這樣對我，不論代價我都要讓你知道你沒有這樣資格對我。」（焦慮矛盾依附）
截至目前為止，我對嫌犯，我對死刑支持或廢除，沒有任何的想法想要說出來。
我也沒有發起或支持任何活動（日後若有，我一定會貼到我的FB上來）
但，我一直都只代表我自己，我不能決定任何人、任何團體發表他們的立場，或藉由我們的故事，發展出些什麼來，但站在一個母親的角色，我想呼籲，請不要消費小燈泡。連我，懷胎十月，母乳一年的我，都不能代表小燈泡了，請問，你哪位？」──摘自Claire Wang〈我一直都只代表我自己〉
從阿德勒「課題分離」來看小燈泡母親於臉書一文〈我一直都只代表我自己〉可以發現，阿德勒相信所有人際關係的煩惱，全都是來自沒有明確分離課題。
父母跨越界線，干涉孩子的課題；妻子超出界線，涉入丈夫的課題；上司逾越分際，一腳踏入下屬的課題……人際關係就因為這種行為而崩壞。
小燈泡的母親其實非常不容易地展現了極高、極難的情緒控管，和抽離受害者角色的情緒姿態，並努力嘗試面對與小燈泡的課題分離；因為「我們從來都不能代替任何人發聲」，因為「要給小燈泡一個交代」、「不要讓小燈泡受傷」等信念，都有一種「我才是對的，你這樣是錯的」的意味。如同「我們不要試圖去承擔他人的情緒感受」來徒增自己的困擾，因為對方從來都沒要求或允許我們這樣做。
如果你心疼受害者
現在有一種現象是，好像我站在相對人或非受害者的角度看待事情，就是否定了受害人的受傷，受害人的心情，這是種背叛的行為；如同我沒站在受害者的角度看待事情，就是無形中支持了相對人或行為人的作法、行為，那麼我就是發展了一個內在壞客體。
這樣的心情是否也很有客體關係理論（Object Relations Theory, ORT）中，好壞母親形象的味道呢？我們充分展現了二分化非黑即白的心態。在端看這件事情時，需留意的如同「博愛座事件的啟發」所談論的，究竟我們對於行為人與被行為人的期待是什麼？我們如何不成為仲裁者？以及，我們是要協助受害者，還是其實是為了自己的移情作用發聲？
如果你心疼受害者，情緒性的辱罵僅能減輕你對於移情作用的不安和焦慮；如果你真心同理受害者立場而想為他／她做些努力，就會知道我們的角色從來都不會是先鋒，而是後盾。
（作者為輔導與諮商研究所畢，現任輔導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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