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新總統就職日的接近，新政府的人事佈局逐漸浮現。在對外事務方面，台美交流與兩岸關係仍是重中之重，但受制於權力對比的結構因素，台灣的主動權不大。相較之下，「新南向政策」則可能成為新政府的外交亮點。但外界關注的是，新南向政策究竟有何具體內容？基本上，當然還是要考量各國國情與雙方需求。
就印度而言，華語教學合作是一個可行的切入點。印度原本並不熱衷於學習華語文。但隨著中國崛起，基於經貿及國安需求，印度近年來也興起華語熱。但印度本身的華語文教師有限，加上華僑人數不多，故極需要從國外引進師資。中國原想趁勢而入，但因為印度政府並不歡迎孔子學院，使得台灣的華語教師成為印度最好的選擇。
但對於台灣華語界而言，印度的薪資跟環境欠缺吸引力，加上對於印度社會文化的隔閡，使得雙邊的合作規模遠遠低於潛能。在此背景下，更需要政府積極介入，以提供誘因及建立平台來媒合雙方。我方目前的做法是採取與印度大學合作的方式，在對方校內成立台灣華語教育中心，再由我方派遣華語老師進駐授課。這樣的運作模式意外地特別適合在印度發展，也讓台灣的華語教學在印度高教界逐漸打響名號。目前已經在印度境內成立6個駐點，勝過中國的孔子學院，並有多所學校主動邀約合作。
事實上，台印的華語教學合作從2011年正式啟動至今，雖然獲外館積極協助，但國內政府高層並不重視，教育部甚至一度縮減預算。直到毛揆及張揆主政後，才獲得改善。但台灣教育中心的戰略功能仍未發揮，可以在現有基礎上進一步轉型及強化，以發揮更大的外交成效。這或許可以從以下幾個面向來進行思考：
1.充分發揮語言教育的「載具」功能」。
對台灣這樣的中小國家而言，軟實力顯得相對重要。但台灣的軟實力外交常是說的比做的多，因為要將軟實力成功投射至國外，並不容易。事實上，語言是傳遞文化及價值的最重要載具，透過語言教學，往往更能柔性地傳遞文化價值，強化好感。換言之，在輸出海外華語教學時，應該要有意識及系統化地將台灣的文化及價值觀傳遞給學習者，藉以培養出「哈台族」。
以印度的階級社會而言，能夠就讀大學者，多為菁英人士。若能成功吸引這些人，會更有事半功倍之效。借用一個粗略的比喻，這些台灣教育中心其實就是台灣設在印度大學內的「文化木馬」，如今木馬已經進到城內，端看我們要在木馬中置入哪些內容，讓其發酵。當然，也要避免跟孔子學院一樣因過度政治化而引發反效果。這就牽涉到教學內容的整體規劃設計。只是到目前為止，我們這些木馬都是空的，相當可惜。
2.重視華語教學在印度的「溢出效果」（spill-over effect）。
舉例而言，印度的台灣教育中心便多次應軍方邀請開設華語專班。在目前的中印關係制約下，印度軍方不太可能找中國人開班授課，但對台灣華語老師則無此顧慮。早在2012年，印度情報學校便曾主動請台灣教育中心派遣師資前去任教。可惜此合作案後來因為印度軍方高層突然改組而告停。目前台印的軍事合作交流仍然相當有限。對台灣而言，這無異是軍事外交的一個切入點，可以透過此機會和印度軍方人員建立直接接觸，甚至進而發展私誼。同理，我方也可以考慮跟印度外交學院合作，提供訓練印度外交官的華語師資。但我方在這幾年來並未積極開發及利用此管道。
3.要與產業界建立「策略聯盟」。
許多台商雖然對於印度市場有興趣，但因為語言文化不熟悉而裹足不前。台灣教育中心既然培養印度華語人才，就應該將這些人力資源以資料庫或人力銀行形式優先提供給台商選用，以擴大綜效。另一方面，則應鼓勵在印度的台資企業認養台灣教育中心。除了可以讓認養單位優先選用中文人員外，也可將認養的台灣教育中心包裝成校園商業大使，以辦理台灣週，或者將產品置入教學內容的方式，打開台灣產品在印度校園內的知名度。一旦獲得產業界的挹注，政府便可以將原有的經費拿來拓展新點，然後再將已成熟的駐點開放給企業認養。在此循環下，政府利用有限預算就可以讓台灣教育中心迅速「展店」，進而擴大品牌效應，讓台灣的華語教學在印度成為主流選擇。
4.政府應成立專門小組來統籌台灣教育中心的運作。
目前海外台灣教育中心是由教育部國際及兩岸教育司的華語科所督導，其權責所在，也只能侷限於單純的教學，以學生數作為績效。但上述的面向涉及外交、商業、國防等領域，華語科的層級過低，如何能夠協調得動？最理想的方式是設立國安會或行政院的專案小組來統籌推動，進一步規劃運作機制及參數，將單一功能的教育中心升級成多元性的台灣中心。如此一來，每個中心都像是個小型的文化使館，可產生的影響便值得期待。
（作者為清華大學通識中心助理教授，前台灣駐印度外交官及印度觀察家基金會(Observer Research Foundation)訪問學者。）
分享圖文請註明出處，未經本站同意不得轉載
瀏覽次數：880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