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媒體報導，日本白天工作、晚上照顧家人的「隱形照護」人數已高達1,300萬人，且過去十年間，因照顧家人而被迫離職的人數每年至少有8至9萬人。最新的數據顯示，目前「介護離職」的人數更攀升至每年10萬人，對於企業經營與國家經濟都造成相當大的影響。為了解決日本高齡化與少子化的問題，安倍經濟學在今年九月端出了「新三支箭」，其中的安心社會保障，就是要打造一個「零介護離職」的長照服務，希望在2020年初可以提供50萬床的養護需求，同時也考慮比照育嬰假，將照顧假的薪資補貼由40%拉高至67%。
然而，日本有超過600萬的老人亟需長照支援，但是標榜「在地老化」的居家服務與日照中心卻面臨了照護人力短缺的窘境，再加上過去對於引進外籍看護的門檻設限過高，使得人力不足的問題更為嚴重，預估至2025年時將達到38萬的人力缺口。
此外，居家式、社區式照顧形式也是導致家屬下班後還要「接手」擔任「隱形照護」的原因之一，甚至因為給付的服務不足而淪為「介護離職」一族。目前約有52萬的老人正在排隊等待入住廉價的養護機構，安倍新的第三支箭顯然緩不濟急，一些獨居的老人、夫妻只好在提供臨時住宿的照顧中心間「流浪」，變成「介護難民」，即使有幸等待到機構的床位，有些老人的年金還是不夠負擔機構每個月的費用，只好拋棄不動產，藉由申請社會救助來補足差額。
有日本學者指出，當老年人口達到10%時，長照將成為社會問題。日本的老年人口在1985年時來到10%，卻一直等到2000年、老年人口達到17%時才實施介護保險，不僅政府的財政壓力大增，因長照而衍生出來的社會問題也越來越趨複雜。
日本目前的長照支出約占GDP的1.4%，其比率已相當接近OECD國家的平均長照支出，卻仍無法減緩「介護離職」與「介護難民」的發生，對於遏止「介護殺人」的悲劇也相當的無能為力，以2007年為例，日本因照顧壓力而殺人或自殺的事件有560件，2010年時卻增加至706件。
反觀台灣，目前我們的老年人口已超過12%，三年後將變成14%，十年後更將來到20%，未來我們必須付出多大的代價，才能避免重蹈日本長照的覆轍？無奈的是，我們不僅無視於長照已成為社會問題的迫切壓力，甚至還樂觀認為透過微薄稅收，以及「公共化」的居家服務、社區照顧可以完全取代家庭的長照責任。
此外，依據OECD的資料，日本是少數未提供「普遍性」現金給付或照顧津貼的國家之一，部分的原因是認為，現金給付會導致婦女被綁在家中照顧老人、無法外出工作。國內也有婦女團體反對現金給付，甚至連長照保險都反對。然而，不僅實施長照保險的荷蘭、德國、盧森堡、韓國有提供現金給付，就連採行稅收制的瑞典、挪威、芬蘭也都有津貼等現金補助，鼓勵家屬提供照顧服務、彌補照顧人力的不足。少數專家、學者不願面對大部分國家皆面臨長照人力短缺的事實，偏執跟隨日本經驗，恐將造成有長照需求的家庭面臨更嚴峻的經濟壓力。更令人不解的是，有人反對外籍看護、現金給付，卻又鼓勵外配提供「義務性」的照顧服務，難道照顧家人變成是外配的「天職」？
再者，日本也是五個實施長照保險的國家中，唯一沒有全民納保的國家（40歲以上才參加），而國內也有學者主張，並不是所有人都會失能、民眾繳了保費卻用不到，或是年輕人繳費的意願並不高等做為反對開辦（或是立即開辦）長照保險的理由，甚至還有人為企業的負擔叫屈。可是我們目前的平均家戶約有2.79人，以80幾萬的失能人口計算，受波及的人口至少也有200萬人。顯然，失能不只是個人問題，也不該只是老人的問題，而是整個家庭、社會必須共同承擔的責任，更遑論即使是年輕人也還是會有失能的風險，也同樣都有照顧家人或是被照顧的權利與需求，當長照成為社會問題時，照顧員工難道不是企業的社會責任？
最後，依照衛福部的推估，我國目前「隱形失能」的人數已高達131萬人，受影響的工作人口（隱形照護）也有230萬人，其中有13.3萬人因此離職、17.8萬人選擇請假、減少工作時間，或彈性調整工時。隨著人口快速老化，日本的殷鑑不遠，如果我們現在還不肯下定決心、防患於未然，未來就只能任由長照悲歌不斷在媒體上出現。
（作者為財團法人國家政策研究基金會高級助理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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