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暑假飛往歐洲的長程班機上，漫長的飛行有機會與身旁的陌生同行乘客一談，巧合的是，他亦是醫療專業者，不過他是海峽對岸專攻醫療政策的訪問學者，時常在世界各地旅行舉辦演講，參與醫療政策制定。飛機上，我一直在讀莫言的《生死疲勞》，可能這與我在醫院工作已有一段時間的狀態有所呼應，很多時候，我們看書不僅為了有機會探查不同的觀點，也有很大的成份是為了慰藉心中的困惑。工作間喘息的時間，我必須抓一些各式各樣的書來排解心中的問題，沉澱自己的心思。
在台灣的醫院工作，就必須清楚認知，之後人生裡的時間將不是自己的，是醫院的；一個專業人員在醫院工作的第一年的福利是由全年1天假開始逐年累積（加上所有的國定假日）。換句話說，倘若一個求學順利而能在醫學院如期畢業的大學生、一畢業就有幸找到醫院工作，從大約22至24歲開始，得要連續累積個十年以上，方有可能有機會換到一年加總起來不到兩周的假期，那時候已是坐3望4的年紀。
也就是說，到了人生的中年，才可以有點條件去思考自己的私人生活可以怎麼安排；我常感到諷刺與弔詭的是，我們總在為病人解決問題，他們的問題許多來自生活或工作中種種的壓力和人際困擾，而我們身為前線的「專業人員」必需處理這些patient complaint，但這不表示我們不會面臨民間疾苦，當與醫院簽約時，某種程度就得準備拋家棄子，因為，薪水和假都非常微薄。
這應該是身為一個醫療工作者需要無條件接受的嗎？
健保制度燃燒醫療工作者的人生，提供絕大多數人低廉的醫療服務，是非常不可思議的制度，因為這種要渡人的菩薩行為，並沒有換得更好的社會和未來，換到的卻是糟糕的整體醫療品質，因為沒有那樣的成本，怎麼可能提供那樣的產品？
但為什麼台灣的政府仍一意孤行，甚至像飛蛾撲火般將健保制度逐漸修訂得越來越嚴峻，為什麼醫療專業人員逐漸感到生活以無以為繼了，而制度卻是越修越尖酸呢？「又要馬兒好，又要馬兒不吃草」反映出的不單是欠缺思考的決策結果，亦投射出政府本身缺乏自信，我相信對此有深刻感嘆的絕不止是我這等市井小民，更能類比到全體台灣人民的徬徨。
我在飛機上與這個專攻醫療制度的大陸學者有些對話，可能因為長程旅途的疲累，再加上均是獨自旅行者，竟然讓久待醫院，已經習得要對人多加防備的我能夠坦率地與這位大陸學者一聊；我們從醫療的角度一窺兩岸各自在二戰之後的整體政經文化發展及生活的狀況。
整體而言，台灣經濟快速的發展，人民總經驗在一種難以消化、必須橫衝直撞的才得以存活的快步調，政府也總以不顧一切後果的姿態，擬出一個個令人瞠目結舌的制度，整個台灣小島困在於消化這個焦慮制度的重複循環之中；而中國大陸呢，文革以降，已剝奪大多數人的族群觀念和信任感，被強奪生存尊嚴的人們即使有了錢，都難擺脫到世界各地都被冠上「缺乏文化素養」的行為樣態。
「既然你是醫療制度的學者，你覺得對現行的台灣健保有什麼想法？」我問，他說「哎呀，這你就有所不知，你們的健保一直是全世界的佳話呀！世界上還能有哪個國家像台灣，每個人只要繳一點點錢，可是醫療水準卻相當好的呢？以政府來說，當然不願意放棄這點享譽國際的好名聲呀！」
我們聊到海峽兩岸的今昔，話題大抵圍繞在兩個社會經歷二戰的摧殘消磨後的現況，以及我們這一代的困頓和機會，雖然出生於這世代的年輕人如我，自然能習得許多適應環境以生存的技巧，但每當站在每個需慎思未來生活的時刻，不論屬於哪個政黨、認同哪個文化、不論什麼年紀，若能適當為自己的生活劃下停損點、為自己保全一點時間和精力，似乎才是務實的方式，政府如果無法深刻體會年輕一代的疑慮，要想突破與創新，都是緣木求魚。
（作者為臨床心理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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