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課綱運動領導人林冠華同學為堅持理想而選擇殉身，不但引起學生大規模集結再次佔領教育部，更促成台灣社會對課綱相關議題的高度關注。面對反課綱行動不斷升高，教育部方面絲毫不願示弱。吳思華部長雖然和抗議學生到本週一（8/3）下午為止有過兩次面對面的會談，但對於要求教育部長下台、退回課綱和撤銷對學生提告等三大運動訴求全部斷然拒絕。同時國民黨立院黨團也拒絕透過立法院加開臨時會尋求解套方案的提議，而馬英九總統更是反覆重申「課綱微調」合法合憲，不用留下任何調整空間。政府與國民黨不在乎升高衝突形勢，只求在任期之內把課綱付諸實施。
反課綱運動是普世價值的堅持
沒有深入了解爭議細節和過程的大人間流傳著一種相對主義的觀點，認為這不過是「誰上台誰洗腦」的問題，課綱之爭就是藍綠政客間關於用詞遣字的鬥爭。把課綱爭議化約成「大中國史觀」和「台獨史觀」的無聊對抗。大人們認定學生們的抗爭只是無知孩子被無恥政客煽動，他們大概以為課綱微調就是國民黨上台後調整民進黨通過的課綱。但事實上，「被微調」的對象是「101課綱」，是在2012年，也就是馬英九連任之後公布實施的新課綱。這全數由馬政府所指派的課綱委員所制定出來的101課綱，絕無立基於「台獨史觀」的可能。另外，相對於之前的課綱把歷史教育等同於愛國教育的作法，95課綱和沒有實施過的98課綱，並沒有把形塑「台灣意識」或「大中華意識」之類的集體認同當做教學目標。相對於由上而下強加的集體認同，95課綱和101課綱的教學目標之一放在由下而上，「幫助學生理解自己文化的根源，建立自我認同感」。
再進一步來說，馬政府時期制定的101課綱，其教學目標的第一條是「引導學生認識重要的歷史知識」，這種強調「史實」的傳統歷史教學法甚至沒有出現在95課綱裡。我們可以這樣說，95課綱和98課綱強調的是史學的方法，讓師生在上課中形成自己的史觀，這正符合了現代歷史教育著重方法和史觀開放的「普世價值」。相形之下，根據馬總統和王曉波的說法，課綱微調的目的是在讓教學合乎他們理解下的憲法，其中特別突出台灣和中國的連結，具有一定的指向性與目的性。對比於95課綱（不要忘記被微調的對象是101課綱）的「普世價值」，王曉波等主導者不斷重述課綱微調的核心是用「大中國意識」來對抗他們想像中的「皇民意識」與「台獨史觀」，目的在於撥亂反正。
「台灣意識」和「大中國意識」之爭這幾年已經相對冷卻，甚至在馬英九2008年選舉前後也不斷強調國民黨的台灣連結，那為何「大中國意識」和「中國連結」又成為課綱微調的重點？如果我們把課綱微調以及反課綱運動和2012年發生在香港的「國民教育科」開展計畫和所引發的「反國教運動」聯繫起來看，或可對相互衝突的幾股宏觀力量有更完整的掌握。
香港「普世價值」保衛戰：反國教運動
2012年香港新任特首梁振英公布旨在培養香港學生國家歸屬感的「德育及國民教育科」的課程指引。這份指引誇大了中國共產黨的貢獻，對於其過錯則採遮掩的態度。2011年當這個愛國教育還在公眾諮詢的階段時，就有以高中生為主的團體「學民思潮」指出此科潛在的洗腦成分。他們透過網絡宣揚理念，在2012年更號召了十萬香港市民上街抗議，成功迫使香港政府擱置課程指引。與台灣「反課綱運動」類似，這個「反國教運動」的主體是高中生，主導團體「學民思潮」後來更積極參與在「雨傘運動」中，而領導人黃之峰也因為口才、論述能力、和領導能力一躍成為全球知名人物。
「天朝主義」的出現
香港和台灣不約而同在同一時間由執政者提出強調政治面相的課程改革，內容恰好都強調了兩地社會與中國的緊密連結，同時目的也都在深化民眾的中國意識。雖然兩者各有其本地的脈絡，但是碰巧都和中國自身的轉向若合符節。
2008年夏季的北京奧運的舉辦和年底四萬億救市計畫的提出，相對於深陷金融風暴中的歐美，讓中國的自信攀上了一個前所未有的高點。在這個時間點上，普世價值備受質疑，這是因為歐美在「反恐戰爭」中違反人權的諸多作為，次貸風暴前金融資本肆無忌憚的貪婪，以及政府面對資本家時的軟弱無能。在這之前，中國有識之士所積極追求的價值是要與世界「接軌」；但是在這之後，不管是中國的官方媒體或知識圈所倡導的，是以中國利益為中心，以中國價值為準繩的心態。中國不再追求「普世價值」，更不接受在政治經濟與思想體系上中國仍有欠缺的世界秩序觀。取而代之的是，中國展現出一種迥然於歐美日本的另類全球性（alternative globality）。
香港文人陳冠中提出「天朝主義」的概念來描述中國這種另類全球性。他認為，在天朝主義者眼中：（1）中國不是現代意義的民族國家或帝國；（2）中國的黨國體制是傳統中國政治遺產的繼承者；（3）而大清帝國是傳統中國天朝政治視野的極致表現，也是今後中國政治想像的模版。反射到外交與國防上的表現，就是放棄鄧小平關於「韜光養晦」的諄諄教誨，轉而追求「積極作為」。這個以天朝主義為底蘊的轉向在2012年底習近平正式接班之後更加明顯而突出：南海衝突、釣魚台爭端、一帶一路、和亞投行等都是在這個新方針的指導下的政策與行動。
「天朝主義」與台港危機
中國改革開放以來，先是香港，繼而台灣，兩地扮演著中國對外開放門戶的角色。香港和台灣是資金、技術和商業機會的來源、中國接軌全球資本主義的橋樑，兩地在中國「借船出海」的戰略上都佔據著舉足輕重的地位。這時候的中國滿足兩地社會與自身的「淺層接合」（shallow integration）。也就是說，在滿足了中國面子上的需求（比如說台灣不宣布台獨），那台灣和香港就可以享受於中國所給予種種商業與投資上的優惠。但隨著港台經濟對中國依賴日深，尤其在金融風暴之後，以拯救經濟為名而大量湧入的中國觀光客，都嚴重地侵蝕了兩地的自主性。
再者，因為中國往「天朝主義」的方向傾斜，對於港台商人享盡好處，社會卻僅停留在淺層接合的程度上愈感不耐。於是對兩地政客施以強大壓力，要求與中國更進一步「深層整合」（deep integration），也就是不再滿足於為了商業緣故口頭上應酬式地宣稱「大家都是中國人」（或一中各表），不但要求香港與台灣政商表效忠（在台灣的脈絡就是同表一中），更要求在年輕世代的心理確立中國意識。台灣的「課綱微調」和香港的「德育及國民教育」，不管各自的本地脈絡為何，正好符合了這樣的要求。
我們或許可以這樣來看：無論領導人或參與者個人的主觀意願如何，台灣的「反課綱運動」和香港的「反國教運動」在這場「普世價值」對抗「天朝主義」的戰鬥中，都被推到了最前緣。這是兩個運動的宏觀背景與時代意義。合理的推論是：中國經濟表現越差，黨內鬥爭越激烈，那台灣和香港面對「深層整合」的壓力也就越大。
令人不忍的是這場爭戰竟然是以年輕世代的心靈做戰場，以他們的生命為代價！身為成人，我們該為我們這個世代利益的追求竟然成為年輕世代的心靈枷鎖而感到慚愧！但同時，令人驚艷的是年輕世代對於追求真理的堅持與勇敢！
（作者為國立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與當代中國研究學程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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