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心理學學會（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APA）最近發生大震盪，引發震盪的是一份於七月十日出爐的調查報告－簡稱為The Hoffman Report（註1）。這份調查報告還是由APA授權，放手讓曾為美國聯邦政府檢察官的David H. Hoffman，針對APA是否涉及不法展開獨立調查。國人或許知悉在去年十二月的一件大新聞，就是美國參議院情報委員會公布美國中央情報局對九一一恐怖攻擊的嫌疑人逼供的事件。調查報告一出群情嘩然，美國駐外的大使館亦發布警訊，提醒美國人在外旅遊要注意遭到報復攻擊的可能性。但在這之前，有個新聞一般人比較不會注意到，就是曾獲普立茲新聞獎的記者James Risen在去年出版的新書《Pay Any Price: Greed, Power, and Endless War》中，對美國心理學學會（APA）的批判以及APA對該指控回應的事件。
Risen指控APA和布希政府合作，幫助軍方發展出強化偵訊的手法，也就是後來美國參議院情報委員會的調查報告所揭露施虐問訊手法。Risen進一步指控，甚至在2002年APA新修訂的專業倫理規範的內容，更是和美國政府經過協調過後的版本。新修訂的內容說，若是心理師的專業倫理職責，和法律、規章或是其他主責的法定權限有所衝突，心理師們應盡力化解有所衝突之處，但若是此衝突無法解決，則可以依照法律、規章或是其他法定權限的要求去行事。換言之，新版的專業倫理守則的立場是：如果你的工作讓你對於遵守專業倫理產生衝突，你的最高原則是依照法律規定行事。新修改的內容更將舊版專業倫理守則裡「依循基本人權的原則」的字眼刪除。
Risen聲稱他握有APA和美國軍方通信的內容，但APA矢口否認。先是發新聞稿駁斥Risen書中的內容錯誤百出不符事實（註2），否認APA是劊子手幫兇的控訴，並表示協助美國軍方設計強化偵訊手法的兩位心理師，都不是APA的成員，那是他們的個人行為。更於去年十月中旬再度公告，為了要證明APA的清白，APA聘請獨立調查人員，來檢視APA：第一，有無支持美國軍方發展強化審訊的虐囚技術？第二，2002年修訂的專業倫理守則的條文內容，是否是為了配合美國政府意圖虐囚偵訊的計畫而作修改？第三，APA對於虐囚事件的反應，是否受到考慮政府經費來源的因素（政府補助方案之有無）之不當影響？APA表示歡迎任何有相關資訊的人和獨立調查人員接洽，以助調查的進行。
這項獨立調查工作進行到今年三月底左右截止，Hoffman彙整了所蒐集與訪談下累積的龐大資料，寫出一份厚達五百多頁，並讓APA人事大地震的調查報告。顯然APA去年自信滿滿的聲明，無法掩飾其內部高層人士行事早已失去準則的事實──APA確實和美國軍方合作，不僅是消極地提供諮詢的角色，更積極的參與美國軍方的計畫。並且為了避免遭到違反專業倫理的指責，更主導修訂APA的專業倫理守則，調整守則的用語，好讓心理師們在替政府或是軍方做事時，免於遭到違反專業倫理的質疑或指責。參與修訂過程的倫理委員會的幾位成員在調查中表示，他們對於修訂規章背後的目的完全被蒙在鼓裡，還以為單純僅就倫理法規的適用性進行調整，不知道原來是在為後來的虐囚計畫打開方便門。
在這份報告出爐後沒幾天，APA的三大龍頭：執行長（chief executive officer）Norman Anderson, 副執行長（deputy chief executive）Michael Honaker宣布從目前的職位退休，負責公關與會員溝通的執行主任Rhea K. Farberman則宣布辭職。APA發出一封給所有會員的信件，陳述APA對這件事的歉意、專業立場以及未來補救方向，並在信中對於這幾位即將去職的高層人員充滿讚美之言。但是高等教育紀事報（The Chronicle of Higher Education）的資深主筆Tom Bartlett（註3）撰文點名上述三位人士，說他們和APA的醜聞脫不了干係，不像官方信件所稱譽那般的輝煌光彩。Bartlett認為APA執行長Anderson「不管事」的管理風格難辭其咎。Anderson自從2002年起擔任執行長一職迄今，竟然不知道APA倫理委員會的主席Stephen Behnke同時也和國防部簽了工作契約，此等具有利益衝突的行為，執行長完全不知道，直到在Hoffman的調查才中獲悉此事。而副執行長雖然知道倫理委員會主席同時受僱於於國防部一事，但似乎不認為需要告知董事會。雖然Behnke在調查報告出爐後，立即被APA解聘了，但是他仍否認自己的角色如同報告所指涉的那般充滿狡詐的意圖。
另一位關鍵人物，是曾經任職於APA的業務董事會（Practice Directorate）的Russ Newman，此一單位的職責在於推廣心理師的實務工作範圍，透過制定法規、倡議、大眾宣導等各種方式，促進心理衛生業務的影響層面。Bartlett認為Newman曾和公關部主任Farberman在一系列電子郵件往返的討論中發揮其影響力。在一份要對外公布表達APA立場的文宣中，APA建議國防部在「關塔那摩灣」基地進行與國家安全有關的調查任務時，務要其心理師謹守「安全、合法與合乎專業倫理」的立場。而Newman在電子郵件中建議將這段文字修改為「安全、合法、合乎專業倫理並有效率」，他認為這會更凸顯出心理師參與這個偵訊過程的助益。Bartlett指出這封信同時副本寄給許多APA相關人員，包括執行長Anderson，但未曾有任何人提出質疑，從善如流的將「有效率」一詞納入這份文件中。巧的是，Newman的太太曾經任職於國防部，並且是主導「關塔那摩灣」基地偵訊工作的心理師。Hoffman的調查報告指出Newman和他的太太都在APA修改專業倫理法規的歷程中扮演重要的角色。
在Hoffman調查報告公諸於世以及APA發表公開立場後，來自會員們不滿的聲浪一波接著一波湧現，感覺受騙、被背叛、生氣困惑與不滿的聲音，直指APA對於此事的處理方式與事件的嚴重性不成正比。會員們等待著即將於八月份登場的APA年會中好好的質問那些大老們，如何讓這樣一個高度專業的組織淪為政府的打手，不僅如此，竟然還主動修改專業倫理規章以配合行事，若是用台式的語言形容之，APA這樣主動對美國軍方「捧懶趴」的行為，將這單位的專業變成笑話一宗，心理師淪為可以被收買的職業了。再者，這幾位關鍵人士沒有利益迴避，APA內部也缺乏有效監督機制，這幾個高層人士不僅自己是球員兼裁判，在賽前還先改了規則以讓自己能上場打球，這也是整件事讓人不齒之處。自然期刊的主編（註4）為文評論道，美國精神醫學會與美國醫學學會早在2006年明定禁止其會員參與任何對戰俘的偵訊工作，這是響應日內瓦公約所宣示不對戰俘施虐或進行不人道對待的原則。在日內瓦公約已經簽訂近八十五年之際，APA這一系列的作為著實該被嚴批。
但難道這只是少數幾位心術不正的高層人士隻手遮天主導下的結果？換做是其他人，換做是你是我，難道就不會發生嗎？當大家在指責著這些大人物背叛眾會員的信任，做出違反專業倫理的事情時，似乎我們都十分清楚專業倫理的界線何在，但這整件事的主要人物之一Behnke本身就是倫理委員會的主席，他還四處演講提供專業倫理教育的課程，難道他會不知道專業倫理的要求為何？整件事發展到主動修訂專業倫理法規，即在於這幾位人士深知，他們所欲參與的行動，是和專業守則相互牴觸的，才會出現後續修改專業守則的行動，好為自己所欲從事的行為取得合法合理與合乎專業倫理的地位。
筆者欲從集體心理狀態與個別心理的角度，來探討何以這樣的醜聞會發生在APA這樣一個強調心理師工作專業倫理規範的機構，一個為其會員制定遊戲規則的主管單位，一個對心理師的教育訓練制定規章的單位，竟然作弊似地更改遊戲規則以方便幾個人能「有效率地」發揮心理師的影響力，不得不讓我思考驅使他們如此做的起心動念。
先假設「愛國主義」是這整件事背後的動力。在911恐怖攻擊後，美國瀰漫著反恐的氛圍，布希政府誓言要這些恐怖份子伏法。若說是在愛國情操的驅使下，這幾位高層人士認為，透過心理師的參與能夠協助美國軍方有效地審問恐怖份子，並藉此取得必要的情報瓦解恐怖攻擊計畫，這樣的參與是心理師具體愛國心的表現，這樣作有錯嗎？
走筆至此，我們要來思考「信念」這件事了。什麼是我行事為人的準則？什麼是我專業工作的指導原則？什麼是我所深信所依據的價值觀來源？這些都形塑出我們的信念，並進而影響我們在做重大決定時如何排定優先順序。在服務「人」與服務「國家」之間，何者更具有優先地位？心理專業人員和政府之間的互動，如何在秉持著專業倫理與信念執業，同時又能執行公民的責任與義務？如果又有來自宗教信仰的立場，又如何和讓信仰和專業準則之間取得平衡？這些都不是容易回答的問題，我個人也不認同只要搬出「專業倫理」四個字或者是「人權」兩個字，就可以免於免除所有的質疑與思辨過程，或者就能隨意定他人的罪，否則，專業倫理就會成為另一種白色恐怖或是扣罪的大帽子了。
在這裡我要強調的是，在充斥著愛國主義氛圍的政治情勢下，專業人員是否有能力抵抗集體意識的力量，那種近乎具有暗示與催眠的作用，又如同魔鬼誘惑的聲音在心中響起：「我是在為我的國家盡力」？是否能維持心中的清明，針對上述信念的問題進行個人內在的思辨歷程？是否願意質疑自己運用專業來服務國家或是自己的政治立場的這件事，是否合理、合法與合專業倫理？否則心理專業人員會不會成為幫兇呢？若是打著正義之名，誰說不可能呢？
再來假設就個人而言，「金錢」不是最重要的目的，「性」也和這整件事無關。金錢和性的兩大議題，常是個案問題的主軸，也常是心理師遇到的挑戰。但另一個較不常被看重的議題，卻是和這整件事密不可分的，就是「權力」的糾葛，換句話說，權力的誘惑不下於金錢和性的魅力，但心理師們不見得承認或是看見自己對於權力的追逐，以至於對自己可能一如浮士德在作魔鬼的交易卻視而不見。致力於爬到APA這樣龐大機構內擔任要職的人物，大概原本就不是三兩三的簡單人物，除去在這項職業所具有崇高的使命感背後，驅使人努力的和各部會各層級的大人物打交道的，心理上那份握有權力的快感與虛榮恐怕不能忽略之。頭銜名目與地位的誘惑，非習於自省者不足以攻克之。
事件發展至今，網路上的討論與對未來防治類似事件發生的建議有許多，不出所料，其中一項就是在未來心理師養成教育的博士班課程中，增加有關對於尊重人權與人道主義精神的課程，以防止未來再有類似的事件發生。美國心理師的養成是一個層層關卡把關的機制，博士班是培育心理師的基礎。博士班的課程從十五年前的九十學分，迄今已經要求要一百二、三十學分才能修完所有必要的學分。身為臨床心理博士生，我無奈的地方是，明明出事情的都不是年輕的心理師們，而是已經出道闖蕩江湖許久的資深人士，這些人當年都沒受過如此高標的教育，可是當他們出差錯，結果是後輩晚生們要承受後果。現今美國心理學界要求一百二、三十個學分的基礎教育來培育心理專業人員，尚覺得不足以勝任心理師未來執業世界的挑戰，反觀在前一陣子在台灣討論欲將心理師的養成訓練定位在大學程度即可，真不知這樣的信心是從何而來？
另一個我們可以引以為鑑之處，心理專業人員如何在金錢與性以外，更增加對權力慾望的覺察，以及對來自集體心靈層面的鼓動有所警覺，不讓心理專業成為國家的工具或是為特定的政治立場服務，願意省視自己信念的來源並挑戰之。這事件雖可視為是幾位APA人士主導之下的醜聞，但這樣的看法也可能就只將問題侷限在某些個體的人格瑕疵上，似乎就不用檢視組織整體的問題了。但若是願意藉此機會檢視APA這些年來的運作，亦可看見這個機構整體進入昏睡的狀態，內部缺乏吹哨子發出警告之聲的人，這也幾乎可以預見機構腐敗的必然結果。台灣的專業學協會們亦可藉由此次APA的事件來檢視自己內部運作，在有利益衝突但卻未迴避之處，適時予以糾正。台灣的心理專業學界也應將此一事件當作教材，討論心理專業人員如何在和政府單位的合作事項上，堅持專業倫理的要求。
「有為有守」這個詞是在我思索APA醜聞這整件事中一直浮現的字眼。其實就是專業倫理守則對於心理師執業與專業身分規範的最終要求，行所當行，止所當止，但它從來不是那麼簡單易做的事。不時地反省與檢視，應是心理專業人員一生的功課。
註1：The Hoffman Report可由APA網站取得
註2：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2014). APA Response to Risen Book and Allegations of Support for Torture [Press release].
註3：Bartlett, T. (2015). The One Email That Explains Why Three APA Officials Had to Go. The Chronicle of Higher Education. Accessed on July 16, 2015.
註4：Nature 523,255 (16 July 2015). doi:10.1038/523255a
（作者為諮商心理師，目前在美國修習臨床心理博士學位，臨床心理博士候選人，專攻司法心理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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