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部「課綱微調」這件事情，從2014年1月底開始延燒至今，開始得到台灣社會廣泛的關注。最早揭發此事不對勁的，是在2014年2月5日便前往教育部抗議的公民教師行動聯盟。當時的「檢核小組」組成、當天才收到隔日的開會通知等等程序簡直亂來，於是公民教師們決定主打「程序問題」，凸顯教育部做了民主社會最壞的示範。
接著是2月10日發起聯合記者會的台灣文史相關團體及NGO，前述的公民教師們也有參與發起。從這場記者會開始，課綱微調的「內容問題」逐漸成為焦點。例如制定歷史課綱的檢核小組委員不屬於歷史學領域，且新課綱增修的內容致力推崇中華文化及其意識形態，相對排除原住民文化與台灣多元的人文脈絡。
可見，課綱微調爭議至今浮現的兩大主軸「程序黑箱」與「意識形態問題」，早在一年前就已經被提出。雖然年初的抗議未能持續累積關注，但接下來一個月達到高峰的反服貿運動，將「反黑箱」與「中國因素」構框為朗朗上口的社會問題。就運動主軸的親和性來看，筆者認為反服貿的確為課綱微調爭議的後續發展打下了基礎。雖然運動沿著「社會共識」走，會比較容易推展，但過於關注這兩個主軸，可能帶來反服貿運動也遇到的問題、甚至忽略潛藏的危險。
程序問題最客觀？
程序問題這個軸線，是本運動至今最有進展的部分。台權會對教育部違法亂紀的種種行徑提起行政訴訟後，法院也已經在今年2月判決教育部敗訴。可見政府不是鐵板一塊，司法部門對本運動是有利的，提供了可以在體制內與教育部對抗的基礎。如果教育部在程序問題上繼續死皮賴臉，意圖以行政權限貫徹課綱微調，或是用缺乏效力的座談會摸頭，那便是後續抗爭的機會之所在了。然而，過度拘泥於此，也可能會使運動在法律訴訟告一段落時，陷入無法推動的瓶頸。
另外，過於強調「程序黑箱」，最可能帶來的問題是只談程序不談內容，如同反服貿運動波濤洶湧的時候，有一說法是「只反黑箱、不反服貿」。民主國家的運作的確需要靠程序來維繫，但僅關注程序、不關注內容，雖然是「中立、理性、客觀」的保守人士最能接受的論述，卻會令民主的價值談得過於空泛。如果我們將整個社會視為彼此相關的共同體，而所謂民主是每個人都能參與共同體之中發生的事情的話。那貿易協定或課綱微調會衝擊到誰、帶來什麼影響，即使它「符合程序」，也仍然應該是眾人要討論跟介入的事情。運動戰略上，程序問題的確最能爭取中立的潛在支持者。但訴求越貼近主流，運動就越可能趨於保守，無法解決更根本的問題。
程序應該是保障監督、參與的機制，即使已經有立委提議要建立透明的課綱修訂機制，基層教師們也爭取參與，但多數談程序問題的論述中，還是忽略了學生參與的面向。過去幾十年至今，課綱修訂就如同整個台灣的教育體制一樣，都將學生置於最末端、最被動的地位。體制從來不容許學生對自己接受的教育提出意見，只要曾為考生都深刻體會過：面對「不合理」的答案還是只能接受，要不然就沒有分數。同樣地，修訂課綱的程序中若是只有「專家」與「政府」，學生仍永遠是被評價的、被管理的、被迫接受的，「受教權」依然只是學校實施管理的藉口。
如果我們真的希望教育體制能培養具有民主素養的學生，就該讓學生能參與課綱修訂的程序，使教育不再只是由上而下的灌輸、控制，而是將「受教權」翻轉為「學習權」，成為由下而上實踐民主的機會。
課綱為誰牟利？
在內容方面，意識形態的爭奪成為了搶眼的焦點。許多人會站出來反對本次的課綱微調，除了程序出問題之外，更是害怕新課綱對中華民族主義的推崇，會如同以往國民黨統治的時期，從教育體制壓迫、消抹台灣主體意識。甚至以香港反國民教育運動為對照，主張這是馬政府向中國輸誠、準備統一的洗腦課綱。這套論述即是沿著馬政府執政以來，野草莓、反壟斷、反服貿等運動中逐步被辨識出的「中國因素」。的確，台灣人經過國民黨的獨裁統治，知道思想被箝制的恐怖，也在香港的運動中能見識到中共政權的蠻橫作風，自然會積極抵制馬政府推出的新課綱內容。
然而，單純反對中國因素雖然容易推廣，但可能會被政府、媒體簡化為支持台獨課綱，也無助於我們解除教育體制用來操控思想的機制。我們必須時刻警醒，教育體制本來是國家用來打造意識形態的工具。不改變它的運作方式，它仍是一部每隔幾年決定由誰掌控的洗腦機器。
有一位美國的學者Loewen就拿中學的歷史教科書做研究，發現即使是號稱民主自由的美國，歷史教科書內還是充滿謊言：塑造個人英雄、忽略人民團結的努力，使人們期待英雄的領導而貶低自己；粉飾白人對原住民、黑人的壓迫；站在富裕階級的觀點，隱藏貧富差距的事實，合理化社會不平等。
回頭檢視台灣教育，不只有教育部想推的新課綱，可以發現歷來的教科書都同樣具備為了社會菁英、優勢族群、資產階級服務的功能。「十大建設」就是最可怕的例子之一，它使得台灣社會至今仍崇尚「拼經濟」的神話，忽略了發展過程中被犧牲的人民，以及經濟成果分配不均的事實。如果我們要拒絕教育作為國家用來塑造意識形態、鞏固統治的工具，就該在國族主義式的觀點外，更細緻地檢討教育是怎麼從各個環節控制學生、建構一個順從的社會。最近的「柔性課綱」論述與曾柏文的〈我們為何學歷史？〉一文，都有提到值得參考的解決方案。
筆者認為，我們不能重蹈反服貿運動到後期，缺乏討論TPP、FTA等國際貿易協定或自由貿易的問題，開始揭露教育到底為誰服務是本次運動能否延續的關鍵。我們該趁著這個機會，揪出台灣的教育體制長久以來究竟是有利於誰、又掩蓋了哪些真相。更重要的是，台灣社會在這套機制底下犧牲了誰、失去了什麼。
從反課綱開始，挑戰教育體制的層層壓迫
在我們討論課綱的程序與內容問題之餘，經常忘記教育部制定的課綱之所以有如此強大的影響力，能使我們恐懼它被黑箱操作、帶來洗腦的效果，是因為它背後有堅實的升學壓力支撐著。由於大考中心以年度的課綱剛為出題的依據，而升學又綁定了學生的未來發展、學校聲望等等社會資源分配的關鍵，舉國師生才會將課綱內容奉為圭臬，成為日常課程內容與進度的指標。
課綱不僅限制學生所學，也限制了教師的職能。即便再優秀的教師，都得受限於課綱的狹隘內容；再糟糕的教師，只要唸課文、發考卷就能了事。結果，將教育體制打造為生產線、教師扮演生產線上操作員、學生則是產品，年復一年依著課綱趕進度，使得台灣的教育變得僵化。即使教師有不同的長才、學生有不同需求，或是社會發生了重大議題，依然得按照課綱的進度教學，失去因材施教以及回應社會脈動的可能性。
當學校成為工廠，就會趨於保守、封閉。從行政人員、教師到學生，都只顧著「用功讀書」、「自我投資」，迴避參與公共事務，忘了自己是社會上不可或缺的一份子。相信有不少學生都聽過類似的勸告：「如果你要改變社會，就要按照升學的規則，等有能力了再來改變。」但依循升學的規則，就會更鞏固當下這套機制。這正是武陵高中校長之所以發表荒謬言論的原因，也是台灣社會長期以來對於政治冷漠、受到黑心企業與品質惡劣的政治人物統治的結構性因素。
長期關注校園民主問題的人會發現，台灣的校園常見軍訓、升旗、服儀、軍歌比賽等儀式與符號。桃園的振聲高中在2013年甚至以「鼓動學潮」威脅發行刊物的學生轉學，簡直尚未解嚴。然而，這些嚴重違背民主、侵害人權的行徑，只要以教育為由就能受社會通融。校園內外之所以有如此嚴重而冷漠的隔閡，是由於教育體制被塑造、扭曲為考試生產線導致的後果。不趁此時機一舉挑戰校園的威權基礎，往後的數十萬學子仍然要受此荼毒，而整體社會終要自食惡果。
本次課綱微調爭議牽涉到了民主體制的程序問題，更關乎國族、階級、族群、性別等立場，如何透過意識形態國家機器植入每個學生的腦中，成為統治的基礎。值此時刻，我們當不斷叩問：除了反黑箱之外，要用什麼程序保障人們的參與？除了反洗腦之外，我們希望自己的教育長什麼樣子？無論如何，這次的反課綱運動，是教育體制中的受迫者們奪回尊嚴的機會。需要身處體制內的中學生們──不分公私立、普通或技職──共同努力，而非等待少數人領導、拯救，才有機會「爭得民主」。
（作者為中山大學學生、校園異議社團放狗社成員）
【參考資料】
James W. Loewen,2015，《老師的謊言：美國高中課本不教的歷史》，陳雅雲譯，台北：紅桌文化。
曾柏文，2015，〈我們為何學歷史？── 教育史學格局、地理框架，與課綱的政治〉，獨立評論@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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