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 年 9 月 14 日，日本的中部電力公司針對浜岡核電廠重啟申請案公開了一份調查報告。這份報告指出，該公司在耐震安全評估中對「基準地震動」數據進行了造假。公司社長林欣吾及會長勝野哲因此引咎辭職，震驚全日本。
「基準地震動」這項數據，是用來評估核電廠在運作期間可能遭遇最大強烈地震的程度，並以此推論設備能夠承受多大的地震。造假該數據的目的則是為了降低核電廠後續所有設備的耐震補強評估與更新成本，從而使核電廠重啟一事更容易通過日本「原子力規制委員會」（Nuclear Regulation Authority，NRA）的審查。
此一日本核能安全醜聞，值得正在推進核三廠重啟程序的台灣政府深思：為什麼內部的數據造假會發生，甚至歷經多年的內部程序與監管審查，仍未被有效制止？這樣的制度漏洞，距離台灣有多遠？
當專業變成黑箱：日本浜岡核電廠的「自我正當化」陷阱
由外部專家組成的特別調查委員會調查認定，誘發造假的主因，是來自管理階層對審查延宕的責難，導致重啟工程第一線面臨緊迫的時程壓力，以及極端專業而形成的審查黑箱。該事件的調查報告指出，許多身在其中的核工專業人員，並未及時阻止造假發生。
由於管理階層長期未能與第一線員工密切合作與分享準確資訊，缺乏深入討論，導致中部電力公司無法有效釐清並解決問題。可是在同時，管理階層卻又對員工提出不合理的期程要求，難以充分考慮在進行地震與耐震評估時所面臨的實際技術困境。
正如所有職場一樣，當管理階層要求員工處理超出他們能獨立解決範圍的問題，得到的結果就是員工的消極應對。這導致中部電力公司員工在面臨「原子力規制委員會」的審查進度壓力時，選擇不向「原子力規制委員會」揭露或說明這些數據可能有問題，以免因審查時程拖延，招致管理階層責難。
報告指出，這些隱瞞或造假數據的工作人員，內心是真心認為這些行為「不會影響安全性」、「技術上是正確的」，且「不能接受任何妨礙浜岡核電廠重新運轉的行為」。在訪談中，部分當事人以國家核能政策、推動核電廠盡快重啟為由，呈現出「不認為自己有錯」的狀態。
換言之，組織內部形成了一套「自我正當化」的邏輯（独自の正当化理），用來衡量工作目標與遵守規則的輕重，甚至以一套「組織的正義觀」，排斥任何阻礙任務達成的想法──即使這意味著核電重啟後的風險會增加。
當「達成任務」的信念凌駕一切，操作原始數據、事後塑造佐證資料的心理門檻便大幅降低，甚至讓員工帶著「我們是在做正確的事」這種使命感，去執行違規操作。只要相信自己的做法在技術上也沒有錯，就算在程序上違規，甚至給監管機關造假數據，也可以被合理化。
其次，由於地震動評估涉及數學、統計學、地震學與地震工程等高度專業，即使是在直接負責地震動評估的部門，真正理解完整程序與方法的人也只是少數；到了公司的高階管理層，更幾乎沒有人具備足夠專業來充分理解與審查。
當知識集中在少數人手中，又缺乏有效的外部檢驗，原本應保障安全的專業，也可能逐漸形成難以被挑戰的黑箱。極高的技術門檻造成必要的知識過度集中，進一步鞏固了審查的「黑箱化」。
國外專家就是安全保證嗎？核三同行審查的獨立性問題
從浜岡事件可以看見，即使是一群高度專業的工程師，也可能在組織目標、時程壓力與既有判斷下產生盲點。也就是說，核能安全的保障，不能停止於「確認確實由專家審查」，還需要檢驗與審視這些身負重責的專家，他們的判斷如何被另一套獨立專業所檢驗。這也是監督核三再運轉值得持續追問的重點。
台電依核能安全委員會（以下簡稱核安會）要求，針對核三地震機率安全評估（Seismic Probabilistic Risk Assessment，SPRA ）另行辦理同行審查。依政府採購資料，2024 年的「核能電廠地震風險再評估同行審查作業強化方案之同行審查作業」，由核三原廠西屋公司得標；2026 年，西屋又承接「核三廠地震風險再評估報告同行審查意見結案作業」。
西屋具有核三原廠的技術經驗，這本身當然有其專業價值。但同時，西屋公司是核三自商轉以來所使用的核燃料製造服務供應商。也就是說，西屋公司既具備專業價值，卻也與核三存在長期商業與技術上的緊密合作關係。
因此，台電端強調的「由國外專家審查」本身並不能回答同行審查是否足夠獨立，還需要持續追問的是：實際參與同行審查及後續發現問題與觀察結果（F&O）結案的人員實際是誰？是否曾經參與目前由自己正在審查的分析工作？是否參與後續問題修改？其獨立性聲明與利益衝突迴避揭露如何進行？以及可能的利益衝突關係如何被監督、迴避與檢視？
這樣的提問並不是要預設西屋的審查不可信，而是在於區分和強調，「原廠專業」與「獨立驗證」並不是同一件事。即使是一流專家，只要制度沒有讓不同專業彼此檢查與監督，仍然可能重複浜岡數據造假事件所揭露的問題。
浜岡數據造假調查報告本身就指出，現行地震安全審查存在一項結構性限制：監管者可以檢查業者提出的說明是否合理，卻不可能逐筆重做所有底層計算，對於審查說明的計算過程是否真實，「實際上不得不以對業者的信賴為基礎」（調查報告，P.243）調查委員會認為，這種結構也可能形成當事人「做了不當行為仍不容易被發現」的認知。
因此，核三重啟需要進一步檢驗的是：核安會能否取得完整原始模型、計算條件與分析紀錄？我們的核安監管機構與制度，能否抽查、重現甚至推翻業者與同行審查團隊的判斷？如果不同專家提出相反意見，制度是否有能力讓不同意見進入決策？
超越「相信專家」：高風險技術下的能源民主與公民監督
浜岡數據造假事件呈現了一個重要問題：高度專業本身，也可能成為監督的障礙。即使是經驗豐富的專業人員，也可能在組織文化、時程壓力與「自我正當化」的信念下產生盲點。
因此，健全的核安制度並不能假設權威永遠正確。重要的不只是「找到最值得相信的專家」，還需要建立一套即使專家犯錯，也能讓錯誤被發現的制度：重要技術判斷必須能被其他獨立專業者重現與挑戰，必須讓不同意見也有正式進入審查與決策的管道。
浜岡數據造假事件的調查委員會就在改善建議中提出，應由與中部電力沒有利害關係的外部專家，深入檢驗地震動評估的計算過程能否重現，以及資料選擇是否妥當。這說明獨立監督的關鍵，不只是「多找幾個專家」，還必須讓另一組沒有利害關係的人，真正進入分析核心，真正重新驗證重要的判斷。
另外，我們對「能源民主」的要求並不能止於此。核電廠周邊及潛在影響地區的居民，除了收到資訊、參加說明會之外，是否具有提出質疑、要求回應與實質參與決策的管道？「資訊公開」當然是監督的前提，但即使數千頁技術資料全部公開，也不等於一般公民就有能力自行驗證耐震分析、材料老化或反應爐安全模型。
也就是說，「能源民主」並不是要求每個人都成為核工專家，但卻是要求制度能確保「有人能在不涉及利益衝突的狀況下，有能力檢驗專家的判斷」，並且「受到風險影響的人，也有實質參與與提出異議的權利」。
此刻台灣社會對核電再運轉存在不同期待，但無論立場如何，核安都必須經得起檢驗。尤其是，當核電廠的安全分析難以由一般公民自行驗證時，我們用什麼制度確保重要判斷可以被獨立查證？當再運轉面臨政策、時程、進度及組織任務的壓力時，又如何確保內部仍有人挑戰可能有問題的數據或工程？
這是核三再運轉除了工程安全之外，必須面對的「能源民主」課題。
（作者為地球公民基金會議題部專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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