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南亞移民工

【投書】當移工成為台灣日常:警察看見的,不只是缺工問題

移工已經是台灣日常運作的一部分。 移工已經是台灣日常運作的一部分。 圖片來源:qhfan / Shutterstock

最近看到一支討論台灣移工的影片,標題十分聳動:「台灣老闆還在做夢?10大被移工『掐住命脈』的產業,沒有他們台灣明天就癱瘓!」影片從營造、屠宰、資源回收、物流、餐飲、製造、漁業、農業,到長照與移工仲介,逐一盤點台灣高度依賴移工的產業,並以「階級逆襲」、「地下發包王」、「技術勒索者」、「農產黑幫」、「病房女王」、「跨國大亨」等強烈字眼,描述移工在台灣社會中的角色。

這樣的標題當然容易吸引目光。但我看完後想到的,卻不是移工掐住了台灣的命脈,而是:當台灣已經如此需要移工,我們真的準備好與這些外籍工作者共同生活了嗎?這不只是缺工問題,它也是勞動問題、移民問題、人口問題、犯罪問題,更是政府治理與警察執法必須面對的問題。

近 90 萬名移工,已經不能以少數看待

台灣的移工人口早已不是邊緣性的存在。勞動部統計顯示,114 年底產業及社福移工已超過 86 萬人;其中產業移工約 60.6 萬人,社福移工約 26 萬人。到了 115 年仍持續上升。

這個數字本身說明了一件事:移工已經是台灣日常運作的一部分。在台灣每天運作的工廠、營建工程、農業生產,以及家庭照護體系中,都有相當龐大的外籍勞動人口參與其中。我們吃的食物、住的房子、工廠生產的產品,以及許多家庭中的長照工作,都可能與移工的勞動有所關聯。因此,影片說台灣部分產業「高度依賴移工」,這個方向確實值得討論。但是,從「高度依賴」直接推論到「被移工掐住命脈」,中間仍然存在很大的論證落差。統計可以告訴我們有多少人、分布在哪些產業;卻不能直接證明某個群體「掌握產業」、「壟斷市場」或「架空老闆」,這是公共討論必須保持的界線。

如果逐項拆解影片所說的十大產業,可以發現其中混合了 3 種完全不同的概念。第一種是確實存在大量移工的產業,例如製造、營建、農林漁牧,以及家庭照護;第二種是可能存在非法工作、失聯移工或勞動剝削問題的領域,例如農業、照護、營造及部分服務業;第三種則是影片以極具戲劇性的語言所描述的現象,例如「地下發包王」、「農產黑幫」、「技術勒索者」、「黑牌船長」或「移工仲介與地下匯兌跨國大亨」。

這些詞彙可以作為影片的評論語言,卻不能直接當成經過統計證明的社會事實。例如台灣確實存在地下匯兌犯罪,警政署近期全國同步查緝不法金流專案就查獲 6 件地下匯兌案件,匯兌金額約 3,332 萬元。但這並不等於「移工建立地下匯兌帝國」。同樣地,台灣確實發生過移工遭勞動剝削、非法仲介甚至人口販運的案件;但犯罪者是特定的人、仲介或犯罪集團,而不是「移工」這個群體。這個差別非常重要。因為如果把個別犯罪者的行為直接套在整個群體身上,原本應該討論的犯罪問題,就很容易變成對特定族群的標籤。

真正值得警察關注的是「誰違法」,而不是「他是哪一國人」

警察執法有一個非常基本的原則:以具體事實、證據及法律規範作為判斷基礎。不是因為一個人是越南人、印尼人、菲律賓人或泰國人,就代表他比較可疑。同樣,也不能因為他是移工,就把他與犯罪畫上等號。

真正需要警察處理的是:有沒有犯罪?有沒有非法聘僱?有沒有非法仲介?有沒有勞動剝削?有沒有人口販運?有沒有詐欺?有沒有暴力、毒品或其他犯罪?這些才是警察應該追查的具體問題。

一個合法工作的移工,就是勞動者。一個遭雇主剝削的移工,可能是被害人。一個被犯罪集團吸收成為車手的移工,可能同時具有犯罪參與者與受犯罪集團利用的複雜身分。因此,警察不能只看到「移工」兩個字,必須看到每一個案件背後不同的事實。

影片把農業移工描述成「農產黑幫」、「坐地起價的採收大隊」。但實際查緝案例呈現出的圖像,反而值得我們重新思考。2026 年 3 月,苗栗警方偵辦一起跨國人口販運案件,犯罪集團透過網路及海外招募,以高薪、輕鬆農場工作為誘餌,吸引泰國籍人士來台非法工作。警方查出被害人遭長時間工作及扣薪,並救出 7 名受害者,案件依《人口販運防制法》及《就業服務法》等罪嫌移送偵辦。

這個案例如果放回影片的敘事框架,或許可以被稱為「農產黑幫」。但從警察的角度,我們不會這樣寫,我們會問:誰招募?誰仲介?誰控制?誰剝削?誰是被害人?誰獲利?證據在哪裡?這就是「社會評論」與「司法偵查」的不同。前者可以使用強烈語言,後者必須回到證據。

另一個值得注意的案例,是醫療照護領域。2025 年移民署新北市專勤隊在醫院查獲失聯移工非法照護病患,進一步追查發現,背後涉及照服承包商與非法仲介,將沒有合法證件的外籍勞工安排進病房工作,並從中抽取仲介費。

這件事情真正值得關注的,不是「外籍看護攻占醫院」。而是:當社會對照護人力有高度需求時,是否有人利用這個需求,建立非法的利益鏈?這才是犯罪治理應該關注的地方。因為如果一個家庭急著找照護人力,一個移工急著找工作,而非法仲介正好利用雙方資訊不對稱從中牟利,那麼真正需要被查緝的,是中間的非法利益結構,不是移工本身。

一個合法工作的移工,就是勞動者。一個遭雇主剝削的移工,可能是被害人。圖片來源:天下資料,莊凱程攝。

人口販運是移工議題中,警察最不能忽略的一環

移工議題與警察的真正深度連結,其實在「人口販運」。警政署統計顯示,113 年全國司法警察機關查獲人口販運案件,其中警政署查獲 109 件、嫌犯 215 人,並救援149名被害人;其中勞動剝削案件 33 件。而移民署公布的最新資料也顯示,115 年持續有司法警察機關與地檢署查辦人口販運案件。這些數字提醒我們:移工不只是「被查的人」,也可能是「需要被救的人」。

114 年高雄就曾發生印尼籍移工疑遭非法仲介強押工作還債的案件,移民署與警方等單位組成專案小組,追查非法仲介集團並救出被害人。如果我們只把移工問題理解成「非法外勞查緝」,就會錯過人口販運真正的核心:誰在利用他們?

「失聯移工」4 個字,在台灣社會並不陌生。但官方現在的統計名稱已逐步調整,將相關人口區分為「有效聘僱許可移工」與「聘僱許可失效移工」等類別,反映政策上希望更精確描述不同狀態。移民署目前也持續公布失聯移工統計資料,最新公開資料已更新至 115 年 7 月。

失聯問題當然涉及移民管理,也可能與非法工作、犯罪等問題交織。但我們只問「怎麼把他抓回來」並不足夠。我們還應該問:為什麼他會失聯?雇主制度是否存在問題?仲介制度是否存在問題?工作條件是否合理?勞動市場是否產生了地下化誘因?犯罪集團是否趁機介入?

這些問題如果沒有處理,即使今天抓到一批失聯移工,明天仍可能出現下一批。所以,失聯移工既是執法問題,也是制度治理問題。

移工也可能成為詐欺犯罪的被害人或犯罪工具

近年另一個值得警察注意的現象,是移工與詐欺犯罪的交會。刑事警察局曾查獲越南籍移工組成車手、收簿手集團,進一步向上溯源,查出背後的詐欺集團。台中警方也曾查獲失聯移工擔任詐欺車手的案件。

這些案件當然必須依法究辦。但同時也提醒我們:跨境犯罪集團並不會只尋找台灣人,只要一個人具有跨境身分、語言或社群網絡,犯罪集團就可能把他當成犯罪工具。因此,警察未來面對的,不只是移工犯罪,而是跨境犯罪如何利用移動人口?這才是更值得研究的治安課題。

一名外籍人士站在警察面前:他可能是合法工作者、可能是失聯移工、可能是非法工作者、可能是人口販運被害人、可能是詐欺車手、也可能只是單純需要協助的人。外表看不出來,國籍也不能告訴我們答案,答案必須透過身分確認、訪談、證據、情資、跨機關合作與法律程序逐步釐清。這也是為什麼現代警察不能只有「查緝能力」,還需要法律能力、辨識能力、溝通能力與跨文化理解能力。尤其在人口販運案件中,被害人可能因為害怕、語言障礙、債務或遭受控制而不敢說出真相。警察的一句話、一個態度,可能決定一名被害人願不願意把真相說出來。

移工問題不能全部交給警察,這是必須說清楚的事情。勞動條件是勞政機關的職責,移民管理有移民主管機關的權責,社會福利有社政體系的責任,人口販運與犯罪偵查,則需要檢察、警察、移民、調查、海巡及其他機關協力。警察不能把所有社會問題都當成治安問題。但當問題涉及犯罪,警察也不能缺席,這就是現代警察治理最重要的「分工與協力」。不是什麼事情都由警察處理,而是需要警察的地方,警察依法介入;需要其他機關的地方,則透過跨機關合作把問題接起來。

從移工問題看見台灣未來

重新回到這部影片。最值得我們停下來思考的不是那些聳動的詞,而是它背後提出了一個真實問題:台灣是不是已經越來越依賴移工?答案至少從人口規模來看,已經很難否認。但真正成熟的問題是:為什麼台灣需要這麼多移工?哪些工作已經很難由本國勞動力補足?企業是不是過度依賴低成本勞動?如何提高工作安全與勞動條件?如何降低非法仲介與人口販運的生存空間?如何讓合法移工在台灣工作時,有基本的安全與尊嚴?

其實,移工就像一面鏡子,我們在鏡子裡看到的,不只是移工,看到的是台灣的少子化、高齡化、照護人力不足、部分產業長期缺工、勞動條件與薪資結構的問題,也看到我們對「誰願意做這些工作」的社會想像。我們每天享受便利的生活,卻不一定看得見背後的勞動者;我們需要有人照顧長輩,卻不一定看得見照顧者的處境;我們需要有人進工廠、下工地、進農田,卻很少去問這些工作為什麼越來越難找到人?這才是移工議題最值得台灣社會面對的問題。

「移工正在掐住台灣命脈」的確很吸睛。但一個成熟社會不能只靠吸睛的標題理解複雜問題。移工不是天使,也不是惡魔。他們之中有守法的人,也有違法的人;有努力工作的人,也可能有人因各種因素涉入犯罪。台灣人也是如此。所以,真正重要的不是把移工塑造成英雄,也不是把移工塑造成治安威脅,而是回到最基本的法治原則:有罪責者依法究責;有需要者依法保護;有被害者就積極救援;有制度漏洞就設法補強。

當台灣已經有超過80萬名移工參與我們的產業與照護體系,他們就是台灣社會的一部分。因此,我們真正需要思考的,或許不是「沒有他們,台灣會不會癱瘓?」而是「當我們如此需要他們時,台灣是否已經準備好用一個成熟、理性、依法而治的制度,與他們一起生活?」這也是台灣下一個世代勢必需要回答的社會治理問題。

(作者為大葉大學管理學院博士班研究生、台灣警察專科學校兼任講師、新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隊秘書室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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