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把「犯罪被害」想像成一條人生中偶爾才會遇到的岔路，那麼對今天的孩子而言，這條岔路的入口可能早已經埋伏在每天使用的手機裡。打開遊戲，可能遇到低價點數交易；滑短影音，可能收到陌生帳號私訊；進入社群平台，可能有人以免費帳號、虛擬寶物或代儲服務接近。孩子原本只是上網、玩遊戲、與朋友聊天，卻可能在不知不覺間進入犯罪者設計好的情境。
這不是危言聳聽。警政署統計，今年上半年，12 歲以上、未滿 18 歲的少年被害人共 8,631 人，其中詐欺被害達 1,700 人，占近 1 成 9，居所有犯罪案類之首，平均每天有超過 9 名少年遭遇詐騙。雖然與去年同期的 2,428 人相比，今年已經減少 728 人，降幅接近 3 成，但詐欺仍是少年最常遇到的犯罪被害類型。
更值得注意的是，同期未滿 12 歲兒童被害 1,860 人，增加近 2 成 3，其中一般傷害 568 人，比去年同期增加 4 成 6，平均每天有超過 3 名兒童成為傷害案件被害人。一升一降之間，其實反映的是不同年齡層正在面對不同型態的犯罪風險。
從犯罪學來看，少年遭詐不是單純的「判斷力不足」
我們真正需要討論的，或許不是「孩子為什麼會被騙」，而是「犯罪者為什麼如此容易接近孩子」？
第一線員警在處理詐欺案件時，很容易看到一個現象：被害人往往不是因為特別愚昧才受騙，而是在特定時間、特定場域與特定情境下，遇到了精心設計的犯罪。犯罪學中的「日常活動理論」認為，犯罪事件的發生，往往與 3 個條件同時存在有關：具有動機的犯罪者、合適的被害目標，以及缺乏有效監控的環境。
如果把這個理論放進今天的數位世界，就會發現它與少年詐欺有高度的對應性。犯罪者一直在線上尋找目標；少年長時間使用遊戲、社群與短影音平台；而數位環境又不像學校或家庭一樣存在明確的成年人監督。三者結合，便形成了詐騙犯罪最理想的環境。
因此，要求孩子「不要被騙」，其實只處理了 3 個因素中的一小部分。我們很少問：犯罪者為什麼可以如此容易接觸孩子？平台是否存在足夠的防護？父母是否知道孩子正在接觸什麼？學校是否有能力辨識異常？如果這些問題沒有被處理，即使今天教育孩子成功避免一次詐騙，明天仍然可能遇到另一種完全不同的犯罪手法。
詐騙真正厲害的地方，不是話術，而是「犯罪機會」的製造
傳統犯罪預防常常把焦點放在犯罪者身上：抓到誰、查到多少、移送多少。但現代犯罪預防已經逐漸發展出另一種思考方式：除了抓人，我們能不能讓犯罪變得更困難？這就是「情境犯罪預防」的重要概念。
如果犯罪者知道少年喜歡遊戲，那麼就把詐騙包裝成遊戲交易；知道少年在意同儕認同，就利用「同學都在買」、「限量」、「免費」等訊息降低戒心；知道少年害怕被父母發現，就利用這種心理要求孩子不要告訴任何人。
犯罪者其實是在「設計犯罪情境」，那麼防制犯罪也不能只靠「教育孩子」，我們同樣必須重新設計環境。例如，對涉及兒少使用的交易平台建立更明確的風險提示；對異常帳號、異常交易及大量可疑私訊建立偵測機制；在孩子可能遭遇高風險行為的節點，提供即時提醒與簡易求助管道。換句話說：犯罪者在設計陷阱，我們就必須設計防護，這才是現代防詐真正需要前進的方向。
從警察實務來看，最危險的是被害後的沉默
第一線處理案件時，還有一個非常值得注意的問題：少年遭詐後，未必會立即報案。有些孩子害怕父母責罵，有些擔心手機被沒收，有些怕同學知道，有些則因為已經把個資或帳號交給對方，而不敢說出實情。
詐騙往往存在一個「第二次傷害」：第一次是被騙，第二次是因為害怕而沒有求助，導致犯罪者繼續操控。從警政角度來看，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預防節點，因為如果孩子在第一次發現異常時就願意求助，案件可能只停留在小額交易；但如果孩子選擇隱瞞，犯罪者便可能繼續要求提供驗證碼、帳戶甚至其他資料，讓原本單純的網路交易逐步升級。
因此，我們真正需要教孩子的，不只是「識詐」，還有另外三個字：「快求助」，甚至可以把它變成最簡單的原則：停下來、不要再給、趕快找人。這可能比要求孩子背誦大量防詐口號更有實際意義。
警察不能只做「案件處理者」，還要成為「風險辨識者」
傳統警政很重視案件發生後的偵查：誰是犯嫌、錢流到哪裡、如何查緝、如何移送。但面對少年數位詐欺，單靠事後偵查是不夠的。因為詐騙的特性，就是犯罪者可以快速變換帳號、話術、平台及交易模式，今天查掉一個帳號，明天可能又出現 10 個新的。
因此，警政思維必須從「案件導向」逐步走向「問題導向」。這也是問題導向警政（Problem-Oriented Policing，POP）的核心精神：不要只問「這件案件怎麼辦」，而要問「為什麼同樣的問題一直發生？」
如果警方發現某類遊戲交易、某類社群平台或某種付款模式特別容易成為少年被害的入口，就不應只在案件發生後逐案處理，而應該進一步分析：犯罪者如何接近？被害人在哪個環節失去警覺？哪一個環節最容易阻斷？誰最有能力介入？哪些防護措施可以降低再次發生？這樣的警政才是真正的「預防」。
從「抓得到」走向「看得見」的情報導向警政
詐欺犯罪高度數位化之後，警方掌握的資訊其實不只是一張報案筆錄，每一件案件背後，都可能包含帳號、電話、IP、交易紀錄、付款工具、通訊模式、接觸平台及被害人特徵。
如果這些資料只是分散在一件件案件裡，警方看到的永遠只是個案，但如果把不同案件串聯分析，就可能看見犯罪模式，這就是情報導向警政（Intelligence-Led Policing，ILP）可以發揮作用的地方。例如，哪些平台是少年被害案件高度集中的場域？哪些詐騙手法正在快速增加？哪些交易型態特別容易涉及未成年人？哪些帳號或電話反覆出現在不同案件？
當這些資訊被轉化為風險圖像，警方就可以從「等案件發生」進一步走向「預判風險」，這也是 AI、大數據及警政科技真正值得投入的地方。科技不應只是幫警方提高「抓到多少人」的效率，更重要的是：能不能在犯罪發生之前，看見下一個可能的被害者？
兒少防詐不能只靠警察，必須建立「共同守門」機制
如果犯罪機會存在於遊戲、社群平台、電信服務及金融交易中，就不可能只靠警察單獨解決。警察掌握犯罪情資，學校最接近學生，家庭最了解孩子，金融機構掌握金流，電信業者掌握通訊環境，平台業者則掌握數位空間，每一個角色都握有一塊拼圖。
真正有效的兒少防詐，應該建立跨機關、跨平台的風險治理機制。例如，警方分析出少年常見詐騙樣態後，可以轉化為學校容易使用的案例教材；學校發現學生出現異常帳戶交易或遭受網路威脅時，可以迅速啟動通報及輔導；金融與電信業者可針對高風險交易或異常行為增加提醒；平台業者則應強化兒少使用環境中的風險控管。
這不是把責任全部丟給企業，也不是要求警察包辦所有事情，而是承認一個現實：犯罪已經跨越了機關的圍牆，犯罪預防也必須跨越機關的圍牆。
我們需要重新定義「防詐成功」
如果只看統計，今年少年詐欺被害人從 2,428 人下降到 1,700 人，當然是一個值得肯定的結果，但警政工作的價值不能只用「下降多少」衡量。
真正重要的是，我們是否知道為什麼下降？哪些措施有效？哪些族群仍然高度暴露？犯罪者是否只是轉換平台與手法？被害是否存在尚未被通報的黑數？這些問題如果沒有被回答，數字下降就可能只是暫時性的。
因此，未來的防詐績效不應只看「攔阻多少件」、「查緝多少人」，更應該觀察：少年被害是否持續下降？高風險場域是否降低？被害人是否更願意求助？案件是否在更早階段被發現？犯罪者是否被迫提高犯罪成本？這才是從「績效警政」走向「安全治理」的重要一步。
不要只要求孩子變聰明，也要讓犯罪變得更困難
每天超過 9 名少年遭詐，表面上是一個統計數字，背後卻是 9 個家庭可能面對的焦慮、羞愧及不知所措。站在第一線員警的角度，我越來越相信一件事：犯罪預防不能只要求人民提高警覺，也必須要求整個社會降低犯罪機會。我們不能每次都在孩子受騙後問：「你為什麼這麼容易相信？」去思考是哪一個環節讓犯罪者有機可乘、該怎麼做才能讓犯罪者更難靠近孩子，才是犯罪預防真正的起點。
孩子不是犯罪學上的「完美被害人」，他們只是生活在一個比上一代更加複雜的世界裡，他們每天使用我們設計的網路、平台及支付工具，也因此承受我們尚未完全處理好的犯罪風險。所以，真正成熟的防詐，不是把所有責任交給孩子，而是警察多做一點風險分析，學校多做一點情境教育，家庭多留一點求助空間，平台多承擔一點安全責任，政府多建立一些跨域合作。不要只教孩子變得更聰明，而是要讓犯罪變得更困難。當有一天，孩子遇到可疑訊息時，不必害怕、不必隱瞞，知道第一時間停下來、求助；而警方及整個社會，也能在犯罪發生之前看見風險、阻斷機會──那時候，我們才能不只是「防詐」，而是保護孩子安全長大。
（作者為大葉大學管理學院博士班研究生，現任新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隊秘書室主任、臺灣警察專科學校警察法規兼任講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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