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幾年來，世界局勢快速變化，在俄烏戰爭、中東衝突持續延燒的同時，東亞的安全情勢也成為身處當前地緣政治重要節點的台灣社會所高度關注的議題。對此，戰爭不只是歷史課本中的名詞，更是存在於公共討論中的真實事件。對許多台灣人來說，和平不再是理所當然，而是一個值得重新思考的課題。
正是因為如此，我們一群來自台灣各地的高中生便來到廣島，帶著一個問題──當世界再次籠罩在戰爭陰影之下，我們還能如何相信和平？
在 8 月 2 日這一天，有幸與獲得 2024 年諾貝爾和平獎的「日本原水爆被害者團體協議會」（被團協）重要成員、被爆者兒玉三智子女士，展開一場跨國、跨世代的交流。
當蘑菇雲成為原爆符號，我們是否忘了戰爭中的人？
距離 1945 年 8 月 6 日廣島原子彈爆炸那一天，已經過去 81 年。對台灣的年輕世代而言，談到原爆，想到的常是令人感到震懾的磨菇雲畫面，或許還知道科技發展到極致的恐怖威力，但對於遭遇原爆當下的過程，以及帶來的方方面面深遠影響，我們的認知便相對模糊。
身為倖存的被爆者，兒玉女士不只是歷史親歷者，更是過去數十年間持續向世界傳遞和平理念的重要倡議者。也正是在與她對話的過程中，我們理解到，和平其實是一代又一代人努力守護、持續傳承的公共價值，不是戰爭結束後便自然導向的結果。
一場核爆，改變了一個 7 歲女孩的一生
談到被團協榮獲 2024 年諾貝爾和平獎時，兒玉女士笑著說，自己當下其實感到十分不可思議。事實上，被團協早在 1985 年便曾獲得提名，卻未能獲獎。直到近 40 年後，這份榮耀才終於到來。兒玉女士一方面感到欣慰，另一方面也感到可惜，因為如果能夠再早一點的話，那麼就有更多被爆者知道自己的努力深受世人肯定。對她來說，獲獎同時也是責任，如今 88 歲的她仍持續在親歷原爆的一代逐漸凋零之前，把被爆者的故事傳遞給世界。
原爆發生時，兒玉女士只有 7 歲。她們一家原本居住在距離原爆點約 350 公尺處，但因故在不久前搬到距離原爆中心約 3.5 公里的位置，才幸運躲過最猛烈的爆炸。她回憶，當時刺眼的白光閃過，強烈的震波震碎了窗戶，玻璃碎片刺進她的肩膀，讓她好幾天無法活動。
雖然當時她年紀還小，但是對於當下所見仍歷歷在目。例如一位逃難中的母親，即使全身嚴重燒傷，仍緊抱著早已焦黑的嬰兒；倒在街頭的人們不斷呼喊著「我要水」，但聲音卻漸漸微弱，最後歸於沉寂。伴隨著一張又一張回憶畫作的展示，兒玉女士輕聲地說，這就是人間煉獄。
不過真正的災難，是在發生爆炸之後才開始。因為身體上的、心理上的創傷，並沒有隨著戰爭結束而停止。原爆幾天後，她親眼看著逃難到家裡的堂姐背部皮膚脫落，只能以簡陋工具清理腐壞的組織。堂姐不斷呻吟著「我要水……我要水……」，最終在她懷中離世。堂哥原本看似逐漸康復，卻突然大量吐血，在短短的時間內離開人世。她很害怕自己是否也會和堂哥一樣以恐怖的方式死去，有好一段時間都不敢離開母親身邊，活在恐懼中。而多年後，當她摯愛的女兒也因健康因素早逝，讓她不斷想起小時候的被爆經歷，質疑自己是否不該生下孩子？與這些無法忘記的沉痛過去相處，是被爆者至今每天的日常。
除了身心傷害，還要面對社會創傷。兒玉女士提到，原爆後很長一段時間，日本政府對被爆者的協助十分有限，被爆後，她常常過著三餐不繼的生活；而社會上也充斥著對輻射疾病的誤解與歧視，甚至曾有人宣稱「原爆造成的傷害在爆炸當天就結束了」，拒絕相信他們後續遭受的痛苦。那些無法被理解、也無法輕易說出口的被爆者人生，也成了兒玉女士想站出來做些什麼的動機。
從被爆者到和平的傳遞者
面對如此沉重的生命經驗，兒玉女士以及其他被爆者沒有選擇沉默。1956 年，被團協成立。此後數十年間，她投入被爆者運動，持續向世界分享自己的故事，推動和平教育，呼籲廢除核武。在被團協及國際公民社會長期倡議下，聯合國在 2017 年終於通過《禁止核武器條約》，並於 2021 年正式生效，成為全球第一部全面禁止核武器、具有法律拘束力的國際條約。
另一方面，兒玉女士也奔走各方，與年輕世代交流，希望有更多人理解戰爭帶來的代價。她告訴我們，訴說自己的過去，不是為了延續仇恨，而是希望同樣的悲劇不要再次發生。
原本我們以為自己會遇見一位充滿悲傷的受害者，但坐在我們面前和我們談話的，卻是一位溫柔且充滿力量的和平倡議者。兒玉女士談起過往時，還是會流露悲傷，也坦言想到被政府遺棄的那 11 年，內心不可能沒有恨。但更多時候她展現的是坦然的態度，認為自己還可以多做些什麼，對下一代也有著深切期待。也因此，她沒有停留在創傷裡，而是選擇把自己的生命化作和平教育的一部分。如果說 1945 年的廣島留下了傷口，那麼兒玉女士過去數十年的努力，就是不斷將這道傷口轉化為公共記憶，並且帶來實質的改變。
在動盪的世界中，共同努力邁向和平
在訪談最後，我們問兒玉女士：從她的觀點，我們這些在台灣的高中生，能為和平做些什麼？對此，她沒有要大家多讀歷史，也不認為年輕人僅是需要被引導的對象。相反地，她分享日本高中生如何主動訪談被爆者、整理口述歷史並出版成冊，也鼓勵我們把這些故事帶回自己的家鄉，透過對話、寫作與交流，讓更多人理解戰爭真正留下來的是什麼。
對於身為被爆者的她來說，和平是一代又一代的普通人們願意接續完成的公共行動。我們深刻感受到，兒玉女士沒有把我們當成一群來參訪的國際學生，而是能夠和她一起承擔這份責任的夥伴。
和平的想望之所以迫切，正是因為我們無法預測未來是否還會有新的戰爭。兒玉女士讓我們明白，即使我們無法改變世界的局勢，仍然可以決定如何回應它。我們能夠傾聽、記錄、書寫，也可以把這些故事帶回台灣，讓更多人從兒玉女士以及被團協的經驗去理解到，和平並非理所當然的存在，而是建立在一代又一代人的記憶、對話與行動之上。
或許，這也是我們寫下這篇文章的原因。雖然當前台灣對於和平的討論集中在武裝相關議題上，但我們認為除了軍事與安全之外，我們也需要更多討論和平、歷史記憶與國際交流的公共空間。我們相信，當我們把廣島的故事帶回台灣，當更多人願意重新思考戰爭與和平的意義，兒玉女士努力守護了一生的記憶，就不會停留在 1945 年的廣島，而會繼續活在 2026 年的台灣，並在更多人的心中延續下去。
（特別感謝東京大學醫科學研究所蕭皓文博士協助聯絡、擔任翻譯，方能促成此次台日交流。參與訪談與記錄的中學生成員：李宇桓、邱英時、徐子綱、郭丞鈞、陳力歐、陳孚瑞、陳業心、張之棠、黃耀霆、廖哲毅、鄭鈞澤；指導老師：王騰、許浩軒、賴彥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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