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 年 1 月，台北市都市計畫委員會針對北投士林科技園區 Nvidia 台灣總部案召開公聽會。我在會中提問：一座具有顯著冷卻需求的旗艦級科技設施，是否應在設計初期就納入區域尺度的整合能源系統評估？副市長當場肯定了這個方向，認為屬於城市治理層面的合理議題。會後與建築團隊進一步交流時，對方也坦言，相關問題在國際大型科技設施開發中已越來越重要，只是專案受嚴格保密協議限制，技術細節無法對外討論。
這個問題對我並不陌生。過去在國際能源集團任職期間，我曾參與台灣先進半導體廠區大型汽電共生方案評估。對半導體製程而言，供電穩定性不是一般營運條件，而是生產系統的底線。2017 年 815 大停電，短短數十分鐘的供電中斷，就讓日月光高雄廠區蒙受數千萬台幣損失。如今 AI 資料中心與高效能運算的需求更高，容錯空間更小。
從當年的汽電共生評估，到今年都市計畫公聽會上的提問，將近 10 年過去，問題沒有改變，但規模卻放大了好幾個量級。
就在同一時期，台電宣布不再核准北台灣 500 萬瓦以上的資料中心新增供電申請。北部用電遠高於在地發電能力，南電北送的輸電瓶頸已逐漸逼近極限。Google、Microsoft、Nvidia 等企業的擴建與選址，開始被迫往中南部移動。台灣 AI 產業的空間布局，已不再只由市場與土地決定，而開始受到能源基礎設施條件的直接限制。當供電架構成為產業發展的硬約束，能源就不再只是公用事業議題，而是城市競爭力的前線。
集中式電網脆弱，撐不起 AI 未來
但台灣的能源討論，至今仍停留在舊框架裡。
公共辯論的焦點多半集中於「缺不缺電」、「核能或綠能」、「備轉容量是否足夠」。500 萬瓦限制真正暴露的，不是發電量不足，而是集中式電網在 AI 時代下的結構性脆弱。問題不只是「有沒有電」，而是電力能否以需求端所要求的穩定度、韌性與區域配置方式被有效供應。AI 基礎設施需要的不是更多瓦數，而是極高穩定性、低中斷容忍與可即時調度的供電架構。與此同時，極端氣候、設施老化與地緣風險，都在放大集中式系統的脆弱性。國家級電網強化固然必要，但需要 10 年以上的建設周期；AI 與城市能源需求的變化，卻以更快速度發生──城市等不了，產業更等不了。
這些風險不是假設。2024 年 4 月花蓮地震，北部部分變電站跳脫，台積電竹科廠區一度供電異常。同年凱米颱風期間，高雄大規模停電，部分區域超過 48 小時才恢復供電，醫療院所與抽水站被迫啟用緊急柴油發電機。
但這裡必須公允地說：台灣的韌性表現並不差。長期在地震、颱風、甚至不久前才結束的戒嚴時代所鍛煉出的社會紀律，使得台灣面對危機的反應能力遠超外界想像。我過去在法國電力集團任職時，內部電網專家曾指出一個有趣的觀察：台灣的電網不一定是最強壯的（robustness），但災後修復的速度（recovery speed）卻異常地快──這本身就是一種韌性的表現。花蓮強震後民間自發動員清除道路的「鏟子超人」現象，正是這種社會韌性的縮影。台灣不缺韌性的文化基因，缺的是讓這種韌性從被動反應升級為主動架構的制度設計。
烏克蘭的教訓讓這個問題變得無法迴避。俄軍自 2022 年起系統性攻擊烏克蘭電力基礎設施，大型電廠與輸電幹線成為優先目標，集中式電網的脆弱性被戰爭徹底暴露。烏克蘭被迫加速部署分散式發電與社區微電網，從戰略應急走向結構轉型。台灣不必等到那一天才開始。我們已經有社會韌性的底蘊，現在需要的是將它轉化為能源基礎設施的韌性──微電網、分散式儲能、在地調度能力，不是選項，而是必經之路。
微電網不是選項，而是生存基礎
這不是台灣獨有的問題。福島核災後，日本經歷了一次深刻的認知轉向：過去被視為高度穩定的集中式電力系統，也會在重大災害下系統性失效。震災後的東松島市以社區微電網重建地方能源架構，目的不是減碳，而是確保下一次災難發生時，城市仍能維持醫療、供水、通訊與避難的基本自主運作。從日本到美國資料中心與軍事基地對微電網的需求，再到歐洲對地方能源自治的重新重視，一個共同趨勢正在浮現：能源系統正在重新「領域化」──從國家尺度回到地方尺度，從效率導向走向韌性導向。城市不能繼續只當被動的電力消費者。
台灣的條件──海島型經濟、進口能源依賴、地震颱風風險、高密度城市與出口導向產業──與日本高度相似。但台灣至今仍將分散式能源視為綠能政策的延伸，而非社會韌性的基礎設施。曾幾何時，綠能被期待同時解決能源轉型、產業升級與國際競爭力問題。多年過去，綠電供給依然追不上需求成長，RE100 對多數企業仍充滿不確定性，當年許多激勵人心的倡議近來聽起來越來越空洞。問題不在綠能推動不夠積極，而在於我們始終以舊時代的供給思維，處理已經進入新階段的基礎設施問題。
台灣地方能源治理正悄悄成形
值得關注的是，變化已開始在地方浮現。
高雄市近期以促參模式推動虛擬電廠建置案──地方政府首次嘗試將「能源調度能力」視為城市公共基礎設施的一部分來招商。目前商業模式、風險分攤與台電系統的介接仍有待解決，但訊號清楚：地方政府不再只是等待中央供電，而開始建立自己的區域能源協調能力。經濟部能源署近期也透過工研院啟動公民電廠示範獎勵徵件，提供最高千萬元設置補助，顯示中央開始將公民電廠納入政策工具。不過，獎勵辦法仍以再生能源推廣為框架，尚未觸及更根本的定位：公民電廠在城市韌性與地方治理中該扮演什麼角色？
大新竹的半導體聚落面對的已不只是電量問題，而是先進製造對電力品質與穩定性的極端要求。未來真正關鍵的，可能不只是新增供電，而是都市尺度的能源協調──區域儲能、冷卻整合、需求反應與工業級虛擬電廠。中科與南科正在承接 AI 產業南移，如果只是把高密度負載從北部搬過來，卻沒有同步建立區域能源治理與調度能力，今天北部的瓶頸，未來仍會在其他城市重演。
至於台北，大量新建中的社會住宅，天然適合作為社區微電網與公民電廠的治理載體──建築公有、住戶集中、能源系統可由市府統一規劃。台北作為六都中社宅推動最積極的城市，沒有比這更適合起步的條件。每座城市的起點不同，但核心問題相同：地方能否肩負起區域能源治理主體的重任？
這些並非孤立的個案，而是同一場結構性轉變的不同切面。
台灣並不缺技術。儲能、電力電子、能源管理系統，供應鏈已相當完整。Gogoro 在全台佈建數千座換電站，每一座都是嵌入城市日常的分散式儲能節點，全球少有同等規模的先例。已有台灣新創以人工智慧調度技術，將數千個分散據點的用電聚合為虛擬需求池，即時媒合綠電供給，這正是虛擬電廠的核心邏輯。但這些能力目前各自服務於商業場景，並且正向矽谷與日本輸出。台灣城市迫切需要的能源整合能力，正由台灣企業為其他國家打造。
台灣真正需要的對話，已不是「缺不缺電」，而是：我們的城市，是否具備在高壓力與高不確定時代下，維持能源系統運作的治理能力？技術與硬體從來不是瓶頸，真正稀缺的是讓分散式能源落地、讓城市韌性成形的制度想像力。這個答案，將決定下一個 10 年台灣城市的產業吸引力、社會韌性，以及在全球競爭中的真實位置。
（作者為能源與城市基礎設施顧問。曾任 Fluence Energy 台灣總經理、法國液空氫能行銷總監，並服務於法國電力（EDF）與 Business Fr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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