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陣子台灣鬧塑膠袋荒，政府隨即宣布將增加生產、確保供應無虞。許多人可能會認為政府負責任，處理得宜。但我看到的，是一個值得深究的慣性。
台灣政府在面對外部衝擊時，有一套幾乎反射性的治理模式：吸收成本、緩衝價格、確保民眾感覺不到衝擊。電費補貼、油價緩漲緩跌機制、塑膠袋供應保證……這些個別看起來都是負責任的施政，但放在一起，卻拼出一種更深層的治理哲學：政府把「讓人民無痛維持現狀」當作施政的核心目標，而非「讓人民無痛變得更好」。
這篇文章想問的問題是：這種治理模式，究竟讓台灣更有韌性，還是更脆弱？
我們要的是無痛滯留，還是無痛轉移？
批評政府吸收能源衝擊，很容易被讀成：「你是要讓老百姓去承受油價暴漲、電費飆升的痛苦嗎？」這正是許多國家民眾在能源危機中抨擊政府的點。當油價飛天、電價翻倍，人民當然憤怒，政府當然應該介入。
但這不是我的主張。我完全支持社會安全網的存在，支持政府在衝擊來臨時保護民眾、特別是弱勢族群，就像我支持醫生在病人急性發作時給予止痛藥。我想指出的，是止痛藥之後的事：台灣政府的問題，不在於它試圖讓民眾「無痛」，而在於它讓民眾「無痛滯留」，卻沒有趁機創造條件，讓民眾得以「無痛轉移」。
這兩種「無痛」，表面相似，本質卻天差地遠。無痛滯留是用補貼鎖住現狀，電費壓低、油價緩衝、塑膠袋保證供應。結果雖然當下不痛，但問題沒有解決，未來再度發作時，代價只會更高。無痛轉移則是用資源鋪路，讓民眾在不承受劇痛的情況下，逐步移動到一個更安全、更自主、更有韌性的位置。補貼你安裝太陽能板、換電動車、換熱泵……這些政策讓轉型對民眾而言在財務上是可負擔的，而且實際上更便宜。
政府當然可以繼續是個保母。但好的保母，是陪孩子建立多元的能力與興趣；而不是每次孩子吵鬧，就把手機或平板塞給他，讓他當下安靜，卻讓他愈來愈不知道怎麼跟真實世界相處。
美國的示範：大膽的無痛轉移
無痛轉移不是烏托邦式的想像。2022 年美國通過的《降低通膨法》（Inflation Reduction Act，IRA），正是一次大膽的「無痛轉移」嘗試。
IRA 的核心邏輯不是叫美國民眾去承受化石燃料的真實成本，而是用大規模的稅收抵免與補貼，讓電動車、熱泵、屋頂太陽能等設備，對家庭與企業而言成為更划算的選擇。政府介入市場，但介入的方向是鋪設轉型的路，而不是繼續補貼舊有的依賴。其結果是美國製造業投資快速回流、再生能源裝機量大幅加速，以及對化石燃料進口依賴降低。這些效益，在政策生效後的數年內便已顯現。
IRA 後來的命運也值得一提：2025 年川普新政府上任後，大幅撤除了 IRA 的核心條款，許多已啟動的投資計畫因此陷入不確定性，引發各州政府與產業界的強烈反彈。這個結局當然令人惋惜，也提醒我們政策的穩定性同樣關鍵。
然而，IRA 代表的政策思維：「政府的角色是讓轉型對人民而言成本更低、誘因更強，而不是讓人民繼續留在原地」，依然是台灣值得認真對話的方向。IRA 遭撤除的原因是政治風向的逆轉，而非這個思維本身的失敗。
IRA 的財政邏輯也值得深究。批評者常說大規模投資太燒錢，但這個批評忽略了一個關鍵：政府投資長期解方，可以透過人民長期更加富裕而從稅收中逐步回收資本。一個完成電氣化、每年節省大量能源開支的家庭，其提高的可支配所得，最終會以消費稅、所得稅等形式部分回流國庫。相對地，短期砸大把金額維持現狀，未來的納稅人同樣需要償還這筆債務。但因為人民並沒有因此變得更有經濟餘裕，這些債務反而會擠壓到醫療、教育、社會福利等其他同樣依賴稅收維持的公共資源。換句話說，「無痛滯留」的財政邏輯，其實是在透支未來的公共服務能量。
台灣並非沒有錢，而是選擇不同
此時，台灣的政策官員最常給出的回應是：「台灣沒有美國的財政規模，沒有本錢做這樣的大規模投資。」但這個說法，在近幾年能源危機的現實面前，顯得格外諷刺。每次國際能源價格大幅波動，台灣政府都能在短時間內動員數百億乃至上千億元的資源，用來吸收化石燃料的溢價，補貼台電的虧損、凍漲油價、穩定物價。這些錢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是政府財政、是台電的資產負債表、是未來世代的稅收。
換句話說，政府並非「沒有錢」。它有錢，只是選擇把錢花在讓民眾無痛滯留，而不是無痛轉移。如果把其中一部分資源轉向補貼屋頂太陽能、家庭電池儲能、電動車購置與充電基礎建設，效果將截然不同。短期同樣能緩解民眾的財務壓力，但長期卻能讓台灣逐步降低對化石燃料進口的依賴，讓每一個家庭都成為能源供應鏈上的一個自主節點，而不是被動等待政府保護的末端用戶。
「無痛滯留」的三層代價
保母式治理的問題，不在於它讓民眾當下不痛，而在於它累積了三層看不見的代價：
第一層是財政代價，這是最顯而易見的。台電在政府指示下凍漲電費，累積虧損靠政府撥補維持。這筆錢從未消失，只是被轉移到未來的稅收與政府債務之中。政府並非幫你吸收了成本，而是幫你把成本往後挪，把現在的政治穩定，換成下一代更沉重的帳單。「無痛滯留」的財政邏輯，是在透支整個社會的未來。
第二層是轉型機會的代價，是看不見的損失。每一次能源價格衝擊，其實都是轉型的視窗：油價暴漲時，電動車的相對吸引力大幅上升；電費上漲時，企業投資再生能源的意願增強；天然氣供應不穩時，社區能源自主的需求浮現。當政府把所有漲幅都緩掉，這些市場訊號消失，轉型的動力就這樣被稀釋。
以家庭電氣化為例，根據筆者的估算，一個台灣家庭若完全電氣化──換電動車、換熱泵熱水器、廚房改 IH 爐──20 年內可節省將近新台幣 76 萬元的能源開支，原因很簡單：電氣化設備的效率本就遠高於化石燃料。但如果電費持續被壓在人為低點，這個 76 萬的財務誘因大幅縮水，轉型的動機就隨之消失。
第三層是社會韌性的代價，也是最深層、最難彌補的。台灣約有 95% 以上的能源仰賴進口，其中大量取道荷姆茲海峽。然而，台灣社會對這個數字幾乎毫無感知，更遑論對供應鏈斷鏈的後果有所想像。這種集體的感知盲點，部分也是長期政策的結果，因為政府幫你擋掉了感知的機會，也擋掉了驅動改變的動力。
一個屋頂有太陽能板、電動車能反向供電、熱水器不依賴瓦斯的家庭，面對能源衝擊時的心理狀態，和一個完全依賴外部供應的家庭截然不同。真正有韌性的社會，是由許多有能力、有選擇、有備份的個體所組成的。靠中央管理者撐著所有人，那不叫韌性，那叫脆弱的假象。
理解政府為何如此，但合理不代表正確
在提出批評之前，有必要理解政府做出這些選擇的政治邏輯。這不是一個壞人做壞事的故事。台灣政治生態對能源價格極其敏感。每次電費調漲都是新聞頭版；每次油價跟漲，在野黨就有攻擊素材。加上台灣社會長期對政府懷有根深柢固的期待──要確保基本物資不缺、價格合理、生活不突然大亂──這種期待從戒嚴時期的管制經濟延續至今，未曾完全消解。在這個政治環境裡，吸收成本、維持穩定，是完全理性的短期選擇。
但合理不代表正確。更重要的是：這套維穩邏輯建立在一個隱含的假設之上──衝擊是短暫的，撐過去就好。這個假設正受到現實挑戰：俄烏戰爭進入第 5 年；荷姆茲海峽就算解封也難以在短期內回到戰前狀態；台海周邊的地緣政治風險，可能讓能源進口的不確定性成為長期常數。在這種背景下，「撐著」本身就是一種巨大的戰略風險。
政府依然可以是保母，但要做對事
基於以上分析，提出幾個政策方向。
1. 用透明輔助轉型，而非單純補貼消費。政府不需要一次性大幅調漲電費，但每一張電費帳單都應該讓民眾清楚看到自己實際付的價格、與真實市場成本的差距是多少，而政府又補貼了多少。這種透明是幫助民眾建立起對能源價格的感知，也讓轉型的財務誘因更清晰可見。
2. 把補貼的方向從消費端轉向投資端。同樣是花政府的錢，補貼便宜電費是讓民眾無痛滯留，補貼太陽能板、熱泵、電動車是讓民眾無痛轉移。後者不只是環保政策，也是能源安全政策、產業政策，甚至財政政策。因為轉型的家庭與企業，長期下來對補貼的依賴將持續降低，才是真正負責任的社會安全網。
值得注意的是，這樣的方向，其實與民意高度契合。筆者所屬組織與中央研究院合作進行的民調顯示，當被問及行政院規劃於 2030 年前投入的 9,000 億淨零轉型預算應優先用於何處，民眾的答案相當明確：76.85% 支持「投資低碳基礎設施的建設」，74.76% 支持「補助產業將產線更換為減碳設備」，兩者均遠高於「撥付預算給公股銀行提供再生能源貸款」的 29.93%。民眾要的，是看得見、摸得著、能夠直接參與的轉型投資，而不只是流向金融體系的間接補貼。政府若能讓這 9,000 億的使用方式更貼近民意所指的方向，不僅能提升政策的社會正當性，更能把每一分公共資源，真正轉化為推動無痛轉移的動能。
讓每一次外部衝擊成為轉型的契機，而非只是維穩的代價。塑膠袋荒可以是加速減塑的時機；天然氣價格飆漲可以是加速屋頂太陽能部署的理由；能源地緣政治緊張可以是推動家庭能源自主的政治動能。這些視窗，在「無痛滯留」的邏輯下，一再被錯過。
結語：錢有，方向錯了
台灣政府是保母。這是事實，也不必然是壞事。問題不在於它是不是保母，而在於它用哪種方式在保護我們。在一個能源進口依存度超過 95%、幾乎沒有化石燃料儲備的島嶼上，真正的能源安全，不可能只靠中央的緩衝機制來維持。那個機制本身，建立在全球供應鏈正常運作的前提之上，而那個前提，正在愈來愈頻繁地受到挑戰。
每次能源危機，台灣政府都能動員數百億甚至上千億來吸收化石燃料的溢價。這些資源是真實存在的。問題從來不是錢，問題是方向。把同樣的資源，轉向讓每一個家庭、每一間工廠、每一個社區都更有能力自主面對能源衝擊，可以讓民眾無痛走向一個更安全的位置。
真正有遠見的保母，不是讓孩子永遠感覺不到挑戰，而是陪孩子在有支撐的環境裡，逐步建立面對挑戰的能力。台灣社會有這個潛力，也已經有足夠的資源，缺的只是方向的轉變而已。
（作者為氣候對策協會執行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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