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層出不窮的新聞事件，如鄭捷案、哈薩克排球女選手和馬公空難新聞，台灣媒體在前述的事件中種種喪失新聞專業和新聞倫理淪喪的表現，都很難不使我回過頭翻閱日前所讀的《新聞的騷動》(The News)一書，並拿其內容和我所看到的台灣媒體亂象做比較。
如果簡單以前述所舉之新聞做討論，我們可以發現台灣媒體一貫的手法是找出可以譴責的「他者」(鄭捷案中的父母和北捷、馬公空難的復航和民航局），過度誇飾的情緒和事實 (濺血的北捷車廂、空難死者家屬的哀嚎)，甚至極度不尊重（物化）當事人（哈薩克選手莎賓娜被拍攝的眾多照片，大多未經本人同意而拍攝）。台灣媒體製作、播送這些新聞的背後，我很難想像這些新聞的生產者難道心中沒有一絲愧疚或不平嗎？愧疚是針對某些低落的新聞內容和「灑狗血式」的標題而言，不平則是對台灣整體新聞道德的低下而言（不顧新聞專業與倫理，只求收視率和人氣，但這又和資本主義下的競爭模式有關了）。我們閱聽人難道就不能要求新聞品質的提升嗎？近日多起事件台媒所採用的報導方式實已達到「人神共憤」的階段，不論是以鄭捷犯案動機為出發點所為的各種標籤化或汙名化的不實報導；側拍沙賓娜的瘋狂報導與網路洗板，甚至完全模糊了哈濱那來台的初衷—亞青排球賽；馬公空難的新聞畫面和圖片都顯得有失新聞專業與人道關懷，罹難者家屬的一舉一動都在媒體的鏡頭下一覽無遺。但在資訊爆炸的現代，媒體真的有必要如此大篇幅的報導這些人性中最脆弱的部分嗎？難道成為新聞主角便沒有隱私權可言嗎？
換個問法，我們為何要要求新聞的品質？有人當然會說你可以選擇不看。沒錯，這也是一種選擇。但值得注意的是，台灣主流媒體的報導方式與內容如出一轍；相較之下，較有水準的獨立新聞雖然提供了另一種較為平衡的立場與符合新聞專業的表現。不過對於多數台灣人而言，縱使在網路發達的今日，每天主要接收新聞的媒介可能還是來自於電視。
如同艾倫˙狄波頓（Alain de Bottom）在《新聞的騷動》的前言所言：「新聞的喧鬧紛亂已滲入了最深沉的自我當中。能夠達到片刻平靜是多麼了不起的成就……」很諷刺的，台灣的主流媒體好像正扮演著製造生活騷亂、恐懼和仇視的角色。現代社會中，新聞是我們獲得資訊的重要管道，新聞內容影響了我們立論的依據和我們的立場。在台灣，我們的新聞無力扮演資訊提供者的角色，垃圾新聞和偏頗的言論報導充斥報章雜誌，我們很難看到媒體以一個較為客觀的角度去呈現一件事件的原貌。對於客觀報導，最簡單的要求即是「正反並陳」，媒體不宜在新聞中添加自己主觀的看法，媒體的功能應是作為提供充足資訊以便社會大眾進行理性討論的訊息提供者。
艾倫在《新》書中也提到：「一個社會若是習於貶抑其中絕大多數的成員，就會充斥著對於名氣的強烈渴望……」這段話使我聯想到台灣網路最近盛行的「魯蛇」和「溫拿」，「魯蛇」和「溫拿」之義不需贅言。值得關切的是，台灣社會在無形中早已成為了習慣酸(貶低)他人的社會，這種現象在網路尤其普遍。簡單做個實驗，動手搜尋一些網路爆紅名人的相關新聞，看看台灣網友在底下的回應，相信答案不證自明。這種現象其實很可悲，酸文化背後的動機通常是懶於思考，個性傲慢或是忌妒他人(即俗稱的「酸葡萄心理」)。
何有此說？懶於思考的成因一部份也和台灣媒體低劣的新聞內容有關，但懶於思考者在面對新聞時很容易順著媒體的標題或邏輯去思考，因此討論一件事，他不看脈絡，有時甚至只憑標題就下結論。通常這種人心裡最簡單的邏輯就是「他會……，一定是因為……」，此種去脈絡化的推論，過於簡化事件的始末，妄下結論的後果可能就是酸別人的成功，酸政府的政策……諸如此類的言論。個性傲慢和忌妒他人應可歸為個人特質，擁有此種特質者，無法就事論事，很容易因為自身立場或利益便做出貶低他人的評論。
回到最近的馬公空難，有時候，我很難不去以陰謀論質疑台灣的媒體，單單為了收視考量，就可以不顧新聞專業與論理製造一堆垃圾新聞嗎？難道台灣的媒體不希望提供更多元化的新聞內容來加強國人的思辨能力和國際視野嗎？此時又會有人提出拒看垃圾媒體的論點，這點我深表贊同。但如果多數人無法習慣利用獨立媒體，那很不幸地，在面對許多重大議題的時候，我們又只能進行一些毫無建設性的討論，或是單純進入貼完標籤後開始砲轟某方的筆戰。
馬公空難的新聞報導無疑帶給我很大的震撼，捫心自問，到底要如何冷血無情才能在死者家屬傷心欲絕時按下快門或是遞上麥克風詢問問題？旁觀他人痛苦的我們即使是透過電視或報紙的轉化才看到畫面，但我仍是無法心平氣和地看完整則新聞完整的報導。難道我們的媒體嗜血到可以完全拋下人性並不顧新聞倫理？為了高收視率這個答案，說實話，是雞生蛋，蛋生雞的問題。既然我們現階段無法改變媒體生態，那麼我們只能選擇報導較公允的獨立媒體。在資訊爆炸的現代，我們很難不依賴新聞生活（除非你想完全與世隔絕），但如果可以，我們可以至少避免接受主流新聞偏頗的邏輯，嘗試獨立思考，釐清事件背後的脈絡再做出個人的評論。
誰不想改變台灣媒體的現況？但很殘酷的，目前唯一能改變的是我們大多數閱聽人的閱聽習慣。
（作者為政大歷史系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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