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月初，自基地組織（al-Qaeda）分裂的「伊斯蘭國在伊拉克和敘利亞」（Islamic State in Iraq and Syria，以下簡稱ISIS）佔領伊拉克北部第二大城摩蘇爾（Mosul），一般認為，這是自911攻擊後恐怖主義所取得的最大成功，但筆者認為，這起事件的意涵不止於恐怖主義再起，其對區域或國際間的局勢都有影響。
在2003年美國入侵伊拉克、推翻海珊（Saddam Hussein）後，在伊拉克境內，由失勢的海珊擁護者和部分遜尼派（Sunni）武裝份子組成叛軍，持續對抗美軍及什葉派（Shia）總理馬利基（Nouri al-Maliki）主導的伊拉克新政府，而本來受基地組織領導的ISIS也是其中之一。在2011年阿拉伯之春後，ISIS趁敘利亞內戰之際進入其南部，盤據橫跨伊拉克和敘利亞兩國的區域，其自殺炸彈和暗殺等手段造成極大傷亡。隨著其勢力茁壯，ISIS於今年年初與基地組織決裂。
接下來，筆者擬由伊拉克國內、中東地區和國際等三層次進行分析。在國內，除意圖改變現狀者與既得利益者間的權力爭奪外，ISIS和政府的對抗也代表著遜尼派和什葉派間的鬥爭。歷史上，遜尼/什葉分裂始於先知穆罕默德死後對哈里發（caliph）繼承的爭奪。海珊統治下的伊拉克，只佔人口30%的遜尼派掌握大部分資源和權力，統治著佔人口60%的什葉派，在少數統治多數的矛盾下，加上海珊1991年對南部什葉區的血腥屠殺，遜尼/什葉對立更加尖銳。海珊倒台後，什葉派得權，兩派間對立不見減低。摩蘇爾佔領事件顯示，馬利基政府無力化解人民間對立，因而無足夠權威來界定公利，不同族群各為私利相爭在未來將持續。
從區域層次看來，摩蘇爾佔領事件在中東地區可能會引發更廣泛的遜尼/什葉對立。過去，伊朗和沙烏地阿拉伯兩大強權在波斯灣主導權和石油出口上競爭激烈。1979年伊斯蘭革命後，宗教立國的伊朗新政權成為什葉派的重心，遜尼/什葉對立自此變成伊朗與遜尼派重心沙烏地間競爭的新焦點。
然而，入侵伊拉克和阿拉伯之春後，什葉派勢力版圖的擴張顯而易見：在伊朗與西方達成削減核武的協議後，長期困擾伊朗的國際制裁和外交孤立減緩；原本由遜尼派主導的伊拉克因美國入侵而變天，改由什葉派掌權；在敘利亞，以阿拉維派（Alawites，什葉派的一支）為首的阿薩德（Assad）政權，本來看似將在阿拉伯之春中倒台，但因西方各國不再支持叛軍而重新奪回國內政局的主導權。
上述三個國家組成什葉連線，其影響力範圍西及黎巴嫩，東及巴林和沙烏地東部什葉區，這無疑是遜尼派為主的沙烏地和波斯灣諸國統治者最不樂見的發展。如果摩蘇爾佔領事件在未來更加擴大，危及伊拉克首都巴格達或是敘利亞的話，作為什葉重心的伊朗勢必援助伊拉克和敘利亞兩國，另一方面，為圍堵什葉勢力崛起，沙烏地和波斯灣諸國很有可能會暗中甚至公開支持ISIS。
在國際層次看來，當伊朗和沙烏地間的對立明確化，美國和俄羅斯兩國也非常有可能被捲入。俄羅斯方面，在敘利亞內戰期間，俄羅斯為阿薩德政權不惜在聯合國安理會中動用否決權，並提供其各種資助，由此可見，維持阿薩德政權顯然是其外交的重要利益。因此，若ISIS危及阿薩德政權，俄羅斯介入應該不難想像。
至於美國的立場，歐巴馬於6月13日表示，為對抗ISIS，美國將可能考慮各種選項（all options），包括軍事行動，但其對派出地面部隊持保留。這暗示美國可能會試圖在中東地區遜尼/什葉勢力間維持平衡：一方面，沙烏地一直是美國長期的中東盟友，其石油資源和地緣位置都是美國不惜駐兵當地的原因；另一方面，自1979年伊朗人質危機起，美國和伊朗的關係長期不良，而近來核武協議是兩國關係改善重大契機，美國應該不願隨便破壞。短期內，美俄立場是相近的：阻止ISIS擴張。
該事件對臺灣的重要性有二。一是經濟影響，從經驗可知，中東動亂往往導致油價上升，並進一步引發物價上漲。不過，經過1973年石油危機和幾次波斯灣戰爭，國際大眾對於石油斷源的恐慌反應減弱，加上新興油田開發，油源不再僅限中東，此事件對世界經濟的影響不會如過去劇烈。
其二是對於宗教和民族認同的省思。認同不但既造成對立，也形塑團結。對掌權者和權力爭奪者而言，認同是用來取得其政治利益的重要工具。對大眾而言，在有心的操弄下，人們常化約地理解我者/他者，因而產生仇恨和歧視。正如遜尼/什葉的個案，筆者認為，伊斯蘭教內部不同教派間的衝突並非不可化解，但人與人之間的和平與尊重往往會為少數人的利益而遭犧牲。
（作者為政治大學外交所碩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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