綠島與監獄的連結早在日據時代就已開始，1912年日本人在島上修築「浮浪者收容所」，戰後的1951年國民黨政權則在此成立「新生訓導處」．位於邊境一隅，黑潮的洶湧，似乎注定這座島嶼作為統治者鞏固權力、排除異己的工具及威嚇訓斥的象徵。
在獨裁政權的主導下，綠島與政治受難者、台灣社會及綠島當地的社群，交織出了文化、權力與空間的複雜圖像．這樣的圖像積累於歷史，並持續的滾動．在空間與意義的建構過程中，它突顯了權力的對於人的規訓，也隱含了相應而生的反抗的可能．而這，是我在三天的綠島行之後所不斷思索的。
Foucault在對於空間的論述之中，指陳了權力與空間之間的交織關係。而這樣的關係，正說明了1951年後的綠島、受難者與台灣社會在威權體制下所經歷的一切．Foucault認為，我們存活在一連串社會關係所交織的位置，這樣的關係位置是不可化約且不重疊的．也因此，空間位置的確立，是一種關係上的認識．在既有的社會脈絡中標示、分類，建立出我者／他者的區辨．這樣的區辨，往往牽涉了一種邊界的建構和管制，誰該座落在什麼位置、誰該被排除到什麼位置。在這樣的脈絡下，「新生訓導處」、「綠洲山莊」在台灣社會中被界定為排除「政治犯」的空間，建構出「政治犯」的主體與客體．被監禁在綠島的政治犯成為聯共、叛亂的他者，與這座島嶼共同成為被凝視的客體；而這些政治受難者，在封閉、被切割的空間與時間當中，上課、服勞役，生活起居受到軍方的層層控制，成為規訓的主體。
這樣的空間政治關係，在解嚴之後，隨著綠洲山莊的裁撤，「政治犯」一詞被掃入歷史的洪流之中，產生了根本的改變、轉化，而綠島的觀光也在九零年代後急遽的發展．但另一方面，值得反思的是，對於政治犯與這座島嶼的歷史，正如台灣社會對於過去政治迫害的近乎失憶。正如同為綠島園區展覽付出許多的受難者陳孟和先生所感慨，參觀者與展覽之間似乎缺乏了連結，人權園區對於島上的遊客似乎成為一種去脈絡的符號展示，羅列於眾多觀光景點之中。
在綠島與政治受難者前輩們的相處中，經歷紀念晚會、前輩們在綠洲山莊與十三中隊等地的導覽，我心中也始終存在著這樣的疑問，這些歷史性的地景，譬如說園區前的海岸景緻、綠洲山莊內一間間的押房，對於我們的意義是什麼？文化研究學者 Mitchell將人們對於景觀的觀看與意義的建構視為一種動態的過程，他以地景 （landscape）一詞，連結了文化與空間的關係，將地景視為一種主觀的、動態的認同建構。地景除了在社會文化的脈絡下，再現了景象和地點。綠島的「綠洲山莊」在解嚴之後慢慢退去了黑暗顫慄的色彩。作為一個博物館，在現今台灣一種去政治的社會文化脈絡下，似乎只能尷尬的再現為觀光景點。而另一方面，地景也是人對於特定景象和地點的關係與認識的構成。Mitchell這樣的認識，似乎隱含了人對於景觀認識的能動性，也帶來了反轉對綠島人權文化園區「觀光」凝視的可能。
我們是為了了解及認識過去那段黑暗歷史，能在受難者的對談與帶領下，填補腦海中的蒼白而來到島上的。這似乎正好驗證了對於主流觀光凝視的反轉。但，在這之後是否仍僅是另一種對於歷史景觀的凝視？若是如此，這樣的體驗似乎無法帶來積極的意義。我思考著，或許可以回到Foucault對於空間的論述中尋找．Foucault提出異質空間（heterotopias），與烏托邦（Utopias）做出區別．有別於烏托邦作為不存在於真實空間的理想型，異質空間實際存在於現實之中．如同一面實存於現實空間的鏡子，如此不真實的真實。
揭露真實空間中的黑暗和破敗．參觀園區、與政治受難者的對談，整個人權營的過程對我們來說，似乎正是一種異質空間的展現。這樣的人權營與人權園區的存在，所形構的正是一種對於過去威權統治反思，凸顯人權的價值工作，而這也正好揭露了，讓我們反思現今社會當中所缺乏的、所忽視的。如同Foucault強調的，異質空間使我們將目光得以回視自我，並重新建構自我以及我們所佔據的社會位置．而這種反視，所包含的反身性意涵，帶來了主體反抗與改變的可能．而這或許是這樣的人權營體驗對我來說最大的意義。
（作者畢業於台北大學社會學系，目前就讀於台師大大眾傳播研究所）
【參考資料】
Foucault, M. 1986. “Of other space”Diacritics 16(1): 22-27.
Mitchell, William J. T. 1994. Landscape and Power. IL: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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