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萬聖節期間，台灣各地都有各式各樣的扮裝場合。而今年最令人矚目的創意活動，在台灣大學舉辦且掀起討論的「台大垃圾節」絕對榜上有名。這個活動簡單明瞭：在萬聖節當天自備黑色垃圾袋，到總圖前面扮成垃圾。純粹而有趣的活動主軸，也成功號召了數百名台大學生扮裝成為「人體大型垃圾」響應。
而這樣貶低自我、承認自己沒料、作為廢物的自嘲，似乎已在這個世代的價值觀中牢固塑型，反映著年輕世代的壓力與情感，呼應著近年耳熟能詳的迷因梗圖「我就爛」，背後代表著正是消極到自我放棄、坦然接受負面標籤，我爛故我在的自我感受。而這樣悲觀的人生態度，是多少台大學生的心聲？又或者我們該問：是多少年輕世代的心聲？
台大學生不是很聰明優秀嗎？為什麼要扮垃圾？
國立台灣大學作為我國最高學府，被視為享有最多校際與教育資源的學術殿堂，也承攬了許多社會責任與期待。「台大垃圾節」活動也因此引起各界討論，其中不乏「台大學生有最豐富的教育資源，卻在無病呻吟」或是「輪不到台大生抱怨自己沒用」等批評，認為大多數台大學生享有許多家庭加持與社會資源，並沒有在底層奮鬥、打拚過，在萬聖節「扮演當垃圾」過度彰顯頹靡與負面價值、違背社會期待。
這些輿論背後，既是社會對於高知識份子責任心的要求，也是社會菁英應以天下為己任的世俗期待。然而，這樣的檢視標準真的公平嗎？也有許多人驚嘆於學生的創意，如有記者就評論台大垃圾節可說是新世代「線下的行動藝術」。筆者認為，若站在道德的制高點評論該活動，或是義正詞嚴大嘆素質淪落，其實忽略了新舊世代的脈絡差異，及活動背後青年世代的掙扎與迷惘，如此僅會加劇世代之間的對立和指責，無法真正探討與解決社會問題。
讀台大也無法翻轉階級，努力也看不見未來？
《階級世代》一書的作者Robert D. Putnam在書中用數據與資料驗證美國富人是如何利用教育資源，鞏固下一代的優勢。事實上，不僅是美國，台灣與世界各國都有這種階級複製、階級間難以流動的情形。台大經濟系教授林明仁與學生沈暉智的論文研究《論家戶所得與資產對子女教育之影響》中顯示，台大學生幾乎有將近一半來自雙北地區，其中居住於台北市大安區的民眾普遍社經地位較高，其子女考取台大也相對有利。
既然如此，大多數台大學生既聰明又肯努力，能間接利用許多家庭的資源與人脈，更容易得知升學的管道和求職的規則（父母關係），還有承擔失敗風險的能力（資金門檻），為何許多台大學生仍然哀嘆「努力也看不見未來」呢？
談到這裡，就得來聊聊「厭世代」的生成與現況。「厭世代」泛指1990年前後出生的年輕人，他們出生時，正是台灣經濟發展的黃金頂峰。然而，經過2008年的金融海嘯後，在經濟全球化跟新自由主義的浪潮下，社會間的貧富差距日益擴大，使得這一代人變得更加壓抑、不知所措。
當「厭世代」嘗試遵循並複製上一代父母的成功經驗──努力讀書、考好學校、安分守己的工作後，才發現不可能實現前輩們成功的軌跡，反而要面對一年比一年更差的全球景氣，通貨膨脹加上經濟成長衰退，接踵而來的高房價、高物價、低薪資與學歷貶值等社會問題，壓得這個世代的年輕人們喘不過氣。當長時間努力得不到回報，自然而然變得「厭世」，對任何事物，甚至包括努力改變現況、實現成功都毫無幹勁。
最後，這種自疑與焦慮便以「我就爛」、「已躺平」、「不想努力了」或是「想未來？我在想午餐吃什麼」的自嘲方式體現出來，諸如好樂團的〈他們說我是沒有用的年輕人〉、老王樂隊的〈我還年輕 我還年輕〉、無妄合作社的〈21世紀的破青年〉這類型歌曲的走紅，都是回應年輕世代內心頹喪、迷惘的狀態，進而合理化自身不作為的表現。當然，這次主談的「台大垃圾節」能夠引起廣泛共鳴，也是厭世代下的典型產物。
世代間相互理解溝通，才能真正弭平世代差異
儘管如此，筆者仍深信年輕世代是社會間重要的力量，我們經歷著世代更迭，當舊的機會流失，也意味著有新的機緣與展望。正因為面臨複雜的社會結構性問題，我們更應積極地參與、關心社會運作的權力核心，試圖突破既有的社會框架與準則，展新的思維和企求改變的勇氣，正是台灣社會進步的原動力。
當不同世代間，能夠實現相互理解、理性溝通，尊重彼此的脈絡與不同，才能真正弭平世代間的差異，共同面對社會的挑戰。
（作者為國立中興大學國家政策與公共事務研究生、台中市青年事務諮詢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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