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史記文化出版的高中歷史教科書再度掀起歷史課綱微調的爭議，但我認為網友畫線強調「有問題」的內容，像日本殖民台灣時實施的「殖民掠奪經濟」，或日本「發動九一八事件，佔領我國東北」，其實都是切合當下脈絡的詮釋；若非用今日躍升主流的台灣國族主義──帶有親日親美反中意識──的視野去讀過去的歷史，則對「祖國」的認同和嚮往是殖民地台灣民眾的普遍心態，應無疑義。至於對台獨運動和選舉的見解，雖然書中的主觀立場很強，卻未必沒有討論的價值。
不過，歷史課綱如何再現歷史並不是本文真正關切的問題。如果歷史課綱的改寫，一向是政權輪替後例行的政治工程之一，那麼更根本的問題是，我們是否有必要去反對或介入課綱的改寫？我們的介入和現存教育體制的關係是什麼？在這裡，我們應該看到反課綱運動者隱然的發言位置，其實跟課綱委員一樣，都處於一種國家主義者的位置。亦即，不論是以台灣文化主體為中心的學者，或是以中華文化主體為中心的學者，兩邊的史觀有再大的分歧，他們皆同意由意識形態國家機器（學校）灌輸歷史知識給學生。在這個基本前提之下，周婉窈和王曉波並無二致。
我不知道關注課綱調整的人們對國中到高中的教育存有什麼印象，但就我自己的回憶，我恨透了那段教科書主宰的時光。從進入大學開始，我幾乎是一邊接收新的知識，一邊丟棄過去教科書上套裝的、不求甚解的知識。而在國高中，我抵抗教科書的方式，就是透過在課本塗鴉、上課看漫畫、睡覺和作弊（相信這是許多學生的共同經驗），以及最重要的，拚命地借圖書館的書來閱讀。當學校的教育忙著把我們訓練成考試機器時，是課外書教會我獨立思考的能力。
很矛盾的是，我們常聽到大學老師批評國高中教育造成學生僵化、不思考、習慣標準答案的弊病，卻也是他們同時擔任著編寫和審查國高中教材課綱的工作，為了教科書符不符合其觀點而爭論不休。然而，我們的國高中教育只能是以課本和老師為主軸的教育嗎？為什麼不能像大學一樣，採取多元讀本、專題研討和批判對話的形式呢？又為什麼連大學本身，也漸漸在失去批判自主的精神呢？
協助學校的學科（discipline）更臻「完善正確」，是一件怎麼做都弔詭的事，是一種勢必反過來產生更多規訓的行動。我們應該做的，是去抵制國高中教育的一元化本質：反對教科書的智識霸權，改變獨裁的教育形式，要求開放更多求知的管道（絕不是補習班或其他複製教科書邏輯的產物）。如此，我們才不會在搶奪歷史課綱的詮釋權之餘，再次正當化了官方版本的歷史敘事。
寫到這裡，我想起《危險心靈》裡被逐出教室，後來溜到圖書館看書的小傑。我想起《麥田捕手》裡被退學的霍爾頓，他唯一想做的事就是當個麥田邊緣的守望者。我想起波赫士說，他所設想的天堂，應該是圖書館的模樣。而我想說的也只是──如果我們需要「學校」，那麼我們最不需要維護的就是教科書，而是校園裡愈來愈不被重視的圖書館，及其代表的深遠意義。
（作者為交通大學社會與文化研究所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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