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讓身障者深受鼓舞的訊息，莫過於重度障礙者玉姐爭取個人助理服務、以求自立生活的案件，在台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部分勝訴後，又獲得了新北市政府確定不上訴。
雖然這件事有令人高興的結果，並不意味對其它個案產生了拘束力。但就我國身心障礙族群從既有的慈善模式、醫療模式等舊觀念，走向國際普遍認同的社會模式、人權模式等進程而言，不啻為障礙權邁進一大步。影響所及，讓往後類似案件有了可資借鑑的先例。
但是，「自立生活」對身障者而言，應該不只有個人助理制度，長照服務提供的人力支持，同屬於自立生活的一環，卻鮮少有人關注。玉姐案成功的背後，得益於法扶基金會憫恤玉姐的處境，列入指標性案件，加上法扶人權律師努力說服法院，承審法官認真審理，又集合學者、公益團體、媒體、立委、議員等多方力量，方鑄其功。然而，想爭取自立生活的身障者，又豈止玉姐一人？其中受到權益損害而急欲尋求法律扶助，卻因各種問題而被排拒在法扶門外者，又有多少？
當這些人看到玉姐案獲得的成果，自己卻因五花八門或標準不一的理由而被否決救濟資格，不難想像他們的相對剝奪感有多強烈；而法扶作為扶助弱勢的一方，除了為這些得不到權利救贖的人們，做出切合實況的變革外，如何有效解決或降低這類問題？應是日後值得重點觀察的地方。
申請法律扶助，卻被駁回
我國憲法賦予人民的救濟權，只要有權利遭受侵害，就可請求救濟。但這項基本權，因為法扶內部各層次的問題，使原本打不起官司的民眾，反而有可能更打不起官司；或者說，因為根本進不了法院，訴請法官裁決這些法律上的爭議，從而使僅能仰賴法扶支持的人們，只有啞巴吃黃蓮的無力感。從憲法保障人民訴訟權的立場以及法扶的立意宗旨來說，是顯然不合理的。
雖然的確有部分身障者和玉姐一樣，獲得了爭取權利的法律扶助，但這是因為出於幸運？還是背後另有原因？否則何以有身障者同樣受到損害、向法扶提出申請卻遭駁回？而審委們駁回的背後，究竟是源自於對法律上確信所作的決定？還是為護航同事顏面，即使不分是非對錯，也不讓申請通過？不得而知。
就拿法扶士林、台北分會來說吧！先後有身障者因為自立生活權益的法律問題，各自到法扶士林分會與台北分會請求扶助。一開始，兩分會都以相同理由駁回。後來，在士林分會的申請案件通過了審查，獲得扶助，而在台北分會的申請，卻被以「顯無理由」駁回。而審委審查案件的狀況，也令人質疑其專業程度。譬如，有審委已經培訓過身障者權利公約（The Convention on the Rights of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CRPD）的教育課程，卻在審查決定中，給出「CRPD並非國內法」的理由而駁回，十分荒唐；又譬如有審委審查時，申請人提到「主觀公權利」，審委竟「啊」了一聲，停頓數秒，彷彿聽不懂，然後將眼神移到身旁打字員問：「什麼叫主觀公權利？」如此表現，還能信任其審查能力嗎？
類似情況，不勝枚舉。想要實踐法律賦予的權利的弱勢者，卻在這些人為因素阻礙下，變得遙不可及，想來不免哀傷。
另值一提的是，法扶預約網頁上，明明標示著可由專門領域的審委來審查特定領域案件，然而這項功能卻並未發揮實際作用。由此，也就窺出其問題的原因脈絡。
法扶必須為弱勢者服務
對此，法扶單位必然有所意見，例如各審委所受法學教育不同，自然會有不同見解，才導致審查標準有所落差。還有，如果沒有《法律扶助法》第5條第4項第1款至第5款（如重罪嫌疑犯、原住民、無法完整陳述的智能障礙者、少年等）的資格時，若已在1年內申請且獲得3件以上的扶助後再申請扶助，就有駁回風險。
光是以符合這條文1至5款資格的人，才不受限於「1年扶助3件」這件事來說，就顯然欠缺對社會底層弱勢者處境及需求的考慮。同一權利（如自立生活權）遇到的訴訟類型，很可能橫跨刑事、民事、行政不同領域，另外還有上訴問題，以及提告刑事時聲請再議等情形需處理，可見「1年扶助3件」的限額，無法解決反覆發生或不同訴訟類型而使權益受損的困境。
雖然，辦法第7條完整內容的最後一段文字，說明可經由分會會長同意後准予扶助，但一旦獲得不合理的審查決定，還是有可能因為這條文對身分資格的限制，成了法扶要是不給，弱勢者也只好徒呼負負，將上述不合理的審查決定變相合理化。
法扶台北分會林俊宏會長，曾以「法扶核心價值的信仰，一切的思維都是以弱勢者的需求為中心，所有的作為都會以維護弱勢者權益為出發」的標語，宣示法扶運作方針。法扶應抱持百尺竿頭的態度，以為弱勢者服務、不斷求進步。如能納上述淺見為參考，力求革新，將更能使法扶成為社會改變的起點與動力。
（作者台灣障礙者權益促進會權益行動組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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