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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書】堪薩斯修憲公投的啟示:墮胎權在美國人心中,究竟有多重要?

圖為2022年「羅訴韋德」案被推翻後,在全美各地爆發的遊行之一。 圖為2022年「羅訴韋德」案被推翻後,在全美各地爆發的遊行之一。 圖片來源:Wikimedia

2022年6月24日,美國聯邦最高法院推翻「羅訴韋德案」的決定,在美國國內乃至全世界都引發了軒然大波,台灣亦不缺乏針對這一問題的討論。當時,許多評論者都認為這對民主黨今年的「期中考試」,也就是中期選舉會有所幫助,因為推翻「羅訴韋德」案顯然是一項不得人心的決定

但問題在於,美國人到底有多在意墮胎權這項「憲法權利」?又有多少人會積極反對墮胎權?這是個不太好回應的問題,而近日堪薩斯州的修憲公投或許能夠幫我們解答這個疑問。

堪薩斯修憲公投的背景:反墮胎權陣營的天時地利與人和

「羅訴韋德案」被推翻的原因在於:美國聯邦最高法院中佔據多數的保守派法官崇尚「原旨主義」(Originalism),他們認為,既然美國憲法原文並未寫明墮胎權,那墮胎權自然就不是一項憲法權利。羅訴韋德案將憲法中的「隱私權」解釋為包含墮胎權,這顯然是脫離憲法原典,因而不能被承認。

但美國畢竟是一個聯邦,聯邦最高法院的判決僅僅否認墮胎權是一項「美國聯邦憲法權利」,但並不否認墮胎權依然可能是「州憲法權利」。堪薩斯州便是這樣一個例子。2019年,該州的州最高法院以6比1的比例做出了一項判決,認為該州的州憲法中「所有人都擁有平等和不可剝奪的自然權利,其中包括生命權、自由權和追求幸福的權利。」(All men are possessed of equal and inalienable natural rights, among which are life, liberty, and the pursuit of happiness.)這句話已經包含了墮胎權,或者說「女性對自己身體做出決定的權利」。顯而易見,這是一個類似羅訴韋德案的判決,本質上都是擴張了憲法的解釋,將憲法本來並未明文規定的權利納入到憲法權利當中。

也正因此,堪薩斯州保守派看待這一判決的態度就像看待羅訴韋德案一樣──他們希望這一判決失去效力。為了達到這一目的,最簡單、快速而且有力的方式便是修改州憲法。只要州憲法並不保護墮胎權,那「擴張性解釋」的判決自然也就失去了效力。

考慮到共和黨在州眾議院和參議院都有超過三分之二的席位,這看起來不是什麼難事。經過一年多的準備,共和黨人終於在2021年1月於兩院通過了憲法修正案,投票是嚴格按照黨派界限投出的,沒有一名民主黨議員贊成修憲,從中也可看出兩黨對墮胎權問題的態度。接下來的最後一關就是2022年8月的選民公投了,只要公投通過,憲法修改就會成為定局。

憲法修正案的內容並不複雜,就是確認堪薩斯州的憲法並不保護墮胎權,同時堪薩斯州也不會資助墮胎。修正案本身並不會直接禁止墮胎,但是倘若羅訴韋德案被推翻,那麼州議員們便可針對性制定大幅度限制乃至禁止墮胎的法律。

可以說,此次公投反墮胎權方同時佔據了天時地利與人和。從天時的角度來看,此次公投與全州初選時間一致,可以說是「初選綁公投」,這對共和黨可謂非常有利。因為民主黨在該州的初選不甚重要,州務卿候選人這種重要角色的初選居然是等額選舉的,可想而知民主黨選民參加初選的投票率不會太高;相比之下,共和黨初選競爭要激烈不少,因此初選顯然能吸引大量共和黨選民參加。

從地利的角度來說,盡管堪薩斯州有一個民主黨州長,但這並不能說明什麼──這位民主黨州長是在大量共和黨人支持下當選的。整體上來看,堪薩斯州毫無疑問是一個深紅州,川普在2020年以56比41的優勢擊敗了拜登,而民主黨上次在該州贏得總統選舉得是數十年前的事情了。

從人和的角度來講,如今拜登總統深陷經濟泥沼,支持率只剩下了30幾%,與他捆綁在一起的民主黨自然也好不到哪裡去。反而共和黨人摩拳擦掌已有多日,大有在中期選舉中奪回眾院甚至兩院的氣勢。

從投票前的民調來看,反墮胎權方同樣擁有優勢:調查顯示49%的人支持最高法院推翻羅訴韋德案,反對者則佔46%。而在對憲法修正案的態度上,47%的人支持修正案,43%的人反對。我們不能忘記,美國的民調往往會低估保守派(就像低估川普的得票那樣)。公投的結果似乎已經呼之欲出:反墮胎權方會獲得勝利,至少也不會輸得太難看。但事實並非如此。

2022年,抗議者反對最高法院推翻羅訴韋德案。圖片來源:Shutterstock

堪薩斯修憲公投的結果,大大跌破每個人眼鏡

鑑於此次修憲公投採取了「初選綁公投」的形式,投票率似乎理應和過往的初選差不多。考慮到上次堪薩斯州中期選舉的投票率不足30%,故此次堪薩斯州州務卿給出的預測也只比這高一點──36%,這是考慮到選民對公投的興趣後給出的數字。

然而事實證明他錯了。最終修憲公投的投票率達到了47%,這比2018年初選的投票率高了20趴。高投票率注定會帶來不尋常的後果:接近59%的人對修憲案投下了反對票,從而保護了墮胎權這項州憲法權利。

這樣的結果不但民調與天時地利人和所暗示的「反墮胎權方勝利」不存在,甚至連一場膠著的選戰都算不上,畢竟接近20趴的差距完全是壓倒性的。

面對這樣的結果,支持墮胎權的民主黨人可謂欣喜若狂,拜登總統於投票結果出爐後馬上在推特上表示了「這對堪薩斯州來說是一個重要勝利」,並在不久後又發了一條推特指出「堪薩斯州讓共和黨人和最高法院發現了美國女性的力量」。其他民主黨人與拜登總統的反應相似,同時,他們也從堪薩斯的公投結果當中看到了贏得中期選舉的希望。

是共和黨人努力不夠嗎?他們認為自己已經「注定要勝利」,所以放棄了選戰?並不是這樣,共和黨人為了通過修正案做出了大量努力,其中甚至包括一些在道德上很值得商榷的手段。最典型的灰色手段莫過於堪薩斯州公投前幾日的「假簡訊事件」了:該州的選民收到訊息,聲稱「投下贊成票可以保護女性的選擇權(即墮胎權)」,然而實際上投下贊成票意味著修改州憲法,從而讓州憲法不再保護墮胎權。經過調查,一名共和黨籍的前州眾議員疑似該事件的幕後黑手,而當記者向他詢問相關資訊的時候,他馬上掛斷了電話。無論如何,從中我們可以看出反墮胎權方的努力,既然如此,為什麼他們會輸得如此慘烈?

支持墮胎權方贏得公投的秘密:選民熱情與跨黨支持

支持墮胎權的一方能夠贏得公投的原因,從最淺顯的層面說很簡單:他們能夠動員的選民足夠多,所以他們贏了。這看似一句廢話,但我們同時也應當思考,為什麼支持墮胎權的一方動員力更強?

在公投中,動員力與投票熱情確實是相當重要的事情。去年台灣四大公投中第18案最後投出的結果與此前幾乎所有的民意調查結果可謂天壤之別,一個重要原因就在於許多在民調中表態「同意」的人缺乏足夠的投票熱情。尤其要注意到堪薩斯此次是「初選綁公投」,如果支持墮胎權方不全力呼喚選民投票,那麼反墮胎權方勢必會憑藉他們參加初選的大量選民這一優勢贏得公投。既然如此,在不同群體心中,「墮胎」究竟是多重要的議題呢?

支持墮胎的主要是民主黨一方,而反對墮胎的則是共和黨一方,因此我們需要考慮民主黨選民和共和黨選民對墮胎權問題有多看重。7月進行的一項民意調查顯示,兩個群體對墮胎權重要性的看法可謂天壤之別:高達77%的民主黨選民認為墮胎權是「非常重要」的議題,而僅有33%的共和黨選民持同樣看法。

對議題的看重程度很大程度上昭示了公投的懸殊差距何以出現──大量民主黨選民為了這樣一個「非常重要」的議題而出門投票,共和黨選民則因不重視該議題而待在家裡,從而促成了這一結果。

除去對議題的重視程度之外,從這份民調中我們亦可發現選民的投票動力同樣受到羅訴韋德案被推翻的影響。與5月的民調相比,可以發現民主黨選民在7月有64%的人表示自己因羅訴韋德案被推翻而「更有動力」去投票──在5月,這一數字為55%。同樣的跡象出現於獨立選民群體之中,更有動力投票的人從32%增加到了41%。而共和黨人呢?5月的數字為23%,7月為20%,更有動力投票的比例選民不增反降。

可以看出,羅訴韋德案被推翻雖然是反墮胎權事業的重大勝利,但並沒有激起反墮胎權方選民的投票熱情,反而進一步提升了支持墮胎權方的投票熱情。

最後我們還應該考慮到一個問題,就是「支持墮胎權」與「反墮胎權」的兩個群體的堅定程度與團結程度。或者說,前者支持在多大程度上保護墮胎權,而後者希望在什麼程度上宣布墮胎非法?

另一份民調有助於解答上述疑問。從這份民調中我們可以發現,民主黨人中有75%的人希望墮胎普遍合法化,18%的人支持在嚴格的限制下許可墮胎,僅有7%的人希望不允許墮胎。而共和黨人的態度則明顯更加分裂:25%的人希望墮胎普遍合法,45%的人希望在嚴格限制下允許墮胎,29%的人希望不允許墮胎。當被問及是否需要全國性的墮胎非法化法律時,僅有48%的共和黨人表示贊成。

上述數據足以表明一個問題,就是民主黨人在墮胎問題上更加團結且堅定,而共和黨人則「四分五裂」──盡管許多共和黨政治人物希望將墮胎壓縮至幾乎完全非法化的境地,但這顯然不受選民歡迎。許多共和黨人同樣支持墮胎權或者至少不希望墮胎完全非法,而反對墮胎權的民主黨人則要少許多。質言之,「支持墮胎權」相比之下可以算是一項得到跨黨派支持的事業,但反對墮胎權就更像是部分共和黨人的單打獨斗了。

至此,我想支持墮胎權一方贏得堪薩斯修憲公投的秘訣已經一望而知:民主黨選民更重視這個議題,也更願意出來投票,同時他們的主張也可以得到了一些對立陣營的選民認同。反對墮胎權的一方盡管在民調中佔據多數,但他們缺乏足夠的投票熱情,同時也很可能並不是那麼堅定地希望禁止一切墮胎,因而對投票贊成「州憲法不保護墮胎權」的說法抱有疑慮。

最後,就我個人來看,「墮胎合法化」如今已經是世界潮流,「羅訴韋德」案是否應當被推翻從憲法學學理角度或許確實值得探討,但在政治上卻無疑是一種倒退。美國是否能夠順利完成立法從而以聯邦法律的形式保護墮胎權?在兩黨日益極化的今天,美國女性的權利之路仍然充滿未知。

(作者為香港浸會大學文學碩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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