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24日凌晨，鎮暴警察用鋼製警棍、盾牌、水砲車鎮壓佔領行政院的學生，許多海峽對岸的香港大學生也徹夜未眠，從網路媒體緊盯著台灣學生運動的最新狀態。等到鎮暴警察完全清空了學生，香港大學、香港中文大學、香港科技大學的校園上紛紛貼上了「反暴力、撐台灣」、「今日台灣、明日香港」的標語。我在香港也遇到很多當地學生，他們是由熱忱地希望台灣學運能為他們的明天開創一個可以引以為借鑑的典範。畢竟，全世界那有一個攻佔國會的公民不服從抗爭能夠獲得過半的民意支持（TVBS民調，立法院學生佔領行動持續，51%民眾表示支持，2014/3/24）？
我在香港三天的演講活動中，遇到了不少中國的留學生，他們對於佔領立法運動大部分是持反對的態度。總是有許多的反對的理由，「台灣與紐西蘭簽自由貿易協定，都沒有人反對，這不是所謂的『逢中必反嗎』」(我的答覆：「也是啦，但是紐西蘭沒有要併吞台灣啊」)、「你們學生破壞了立法院于右任的墨寶，這根本就是文革」(我的答覆：「是啊，但是你又沒有想過，學生不抵抗的代價會是什麼？」)、「你們這樣是歧視大陸人」(我的答覆：「沒有啊，我認識的『陸生』都去參與了這場運動」)、「台灣難道不想要與大陸交流嗎？」(我的答覆：「當然要交流啊，但不是用這種黑箱協議、草率審查的服貿，要不然，只會加劇台灣人對於中國的猜忌」)。有時候，對話與在不同一個層次上，還真難溝通。不過，也是有一些中國學生與開明人士，願意以比較開放的心胸來看待台灣的學運。
從去年初開始，香港出現了一股「讓愛與和平佔領中環」(簡稱佔中運動)的風潮，他們的意圖就是在2017年實現真正「符合國際標準」的特首選舉。佔中運動宣稱將要以「公民抗命」(亦即是台灣的所謂的「公民不服從」)來達到這目的。但是儘管手段看似十分激進，整個運動也呈現了香港核心價值重視法治與開放的精神。發起的「佔中三子」是港大法律系教授戴耀廷、牧師朱耀明、中大社會系教授陳健民，都是非常具有代表性的香港中產階級領袖。其次，在爭取名符其實的特區普選過程中，整個運動也展現了溫和理性的風格，領導者期待真正的政治改革方案是由下而上經由「商討」(亦即是台灣所謂的「審議」)，以浮現真正符合民意的版本。最後，儘管主事者從來沒有宣佈要如何佔領政經中樞的港島中環，但是他們仍不忘強調，公民抗命只是在窮盡所有合法手段之後，不得不採取的方式，而且主事者也宣稱做好了坐牢的準備。
佔中運動持續到今日，已經引發了北京政府的打壓。透過官方媒體，中國當局特意將佔中抹黑成為「港獨」，先前與台灣相關人士的交流，也被指責是「台獨」與「港獨」勢力的匯流。除了來自於中國的打壓，香港內部也出現了質疑的聲音，例如許多不耐等待的支持者，已經開始質問，你們到底要何時展開行動，真正佔領中環？
就在這個關鍵時刻，突如其來的台灣學運帶來一個可以參考的範例。如果說只要有一群意志堅定的運動者打前鋒，就可以癱瘓國會的運作，迫使執政者讓步，那不就是佔中運動所設想的劇本嗎？事實上，香港運動者很早規劃了至少兩個層次的抗爭方式：核心領導者將帶頭違法，在行動當時不拒捕、不抗辯，但是要在法庭上做政治聲明；外圍的參與者將展現高度自制，避免踰越法律的界限。看看這幾天以來的台灣學運，議場內的激進佔領，與青島東路、濟南路兩側學生所展現的和平理性，兩種行動策略同時存在、相互聲援。彷彿台灣的學生運動幫香港進行一場彩妝預演，提醒他們有那些實際的問題需要被事先處理。因此，台灣學生衝入了立法院，香港的學生團體也揚言，在今年七一遊行一定會上演貨真價實的佔領行動。
儘管如此，對於佔中運動的領導層而言，台式的公民不服從還是顯得太激進了。一位泛民主派的前立法會議員就私下表示，打破玻璃衝入公務機構的行為，他自己都很難接受，儘管他也積極投入佔中運動的宣導。陳健民教授評估，北京政府要對於普選議題讓步的可能性不高，民意調查顯示，佔中只獲得了四分之一的市民支持，儘管泛民政黨的得票率約是在五成五，也有近八成的民意是支持真正民主普選。看起來，香港重法治的政治文化框限了民主運動的策略範圍，即使訴求再麼樣合理，激進抗爭就是會達到反效果。
但是台灣真的是有比較寬容的政治文化嗎？其實，情況也不見得是如此。台灣的民主化歷程大致上是由舊威權政黨所主導的，流血與衝突程度是相對較低的。因此，公民不服從的抵抗也一直沒有獲得正當的肯定，要不然，為何什麼主流媒體總是以「穿拖鞋、嚼檳榔」的負面形像來描述街頭示威的群眾。
我個人認為，這波台灣學生掌握到幾個時勢上的優勢。第一，因為去年九月爆發的濫權監聽、政治鬥爭等醜聞，馬英九成為「九趴總統」，在黨內外處於嚴重信任危機。在這種關鍵點上，與馬英九作對的學運較容易獲得支持。其次，立法院本來就不是很受到尊敬的機構，國民黨黨團撕毀朝野協商決議，張慶忠丑角般的鬧劇更是間接地正當化了激進抗爭。最後，從去年的大埔案、關廠工人抗爭以來，擋火車、「佔領內政部」、對政治人物丟鞋、嗆聲等公民不服從行動已經成為學生經常採取的抗議手段。儘管這些激進行動引發了保守派的輿論圍剿，但是一連串有利的法院判決，卻還給了學生應有的公道。因此，社會觀感必然有所改變，成功的大埔運動與工人不外是證明了「抗爭有理」的道理。
因此，保守的政治文化並不帶來無法挑戰的限制。政府的失德失政，也是香港近年來所發生的，梁振英是歷年來聲望最低的特首。台港之間比較明顯的差異在於，香港近年來的社會運動大部分是沒有成功的。除了2012年的反國民教育運動以外，鮮少有一場社運取得振奮人心的成果，也沒有擴展抗爭行動被容忍的範圍。
台港兩地其實面臨了許多共同的問題，在新自由主義、中國因素的衝擊下，法治人權出現了倒退、媒體自由面臨挑戰、社會不平等也更形加劇。也十分類似的，兩地的政治反對勢力也無法提出明確的因應之道，儘管台灣的在野黨沒有像香港泛民派那麼分崩析離。在這個情況下，香港近年來出現激進的民粹運動，在「反蝗蟲」的訴求，許對於大陸新移民、自由行觀光客的人身攻擊與辱罵行為時有所聞。這股民粹潮流反應了香港人的絕望，因為沒有民意支持的特區政府根本無法違逆北京的意志；而要讓特區政府尊重民意，認真解決中港之間的矛盾，則是需要完全不打折的特首普選。佔中運動領袖非常清楚，如果不打開這個看似無解的政治難題，香港社會只會進一步的犬儒化、虛無化。正是因為公民運動的積弱不振，鼓吹歧視與不寬容的民粹訴求才在香港獲得廣泛的回響。從這個角度來看，台灣應該感到慶幸，因為我們出現了強而有力學生運動，能夠議題拉回制度與政策的辯論，而不是流於純粹情緒宣洩。
正在上演中佔領立法院會取得何種成果，仍是無法預言。但是可以確定的，成功的台灣學運，將會為香港佔中運動帶來信心激勵。香港的運動者有個由衷的希望，「台灣不要成為下一個香港」的講法實在太令人沮喪了，因為這不但打擊了民主運動的士氣，也強化了民粹派的「絕望論」。從這個角度來看，如何將怨懟、失望、受害心結等負面態度轉化了有理念的運動參與以及無畏的公民不服從，將是台港兩地公民運動所面臨的共同課題。
（作者為國立台灣大學社會學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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