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一出生，必經的過程是「成長」，從滿地亂爬的嬰兒，到逐漸能直立行走，進而長大成人，這是一個很正常的階段，我們每個人都能體驗到這股成長的奧妙。
但試想一下，如果告訴你，我們會無限制的成長下去，無論是身高還是體重，數字每年都一定要比前一年來得高，且這樣的成長必須永無止境……你一定會覺得瘋了，直覺告訴你這根本不可能。以體重為例，即使真的在你有生之年不斷增肥、讓每年都比前一年更重，這也是件極度不健康的事，很可能導致你提早死於諸如心血管併發症。
自然界亦是如此，任何生物的成長會有其限制，即便是物理上的增長，越逼近上限，勢必要投入越大的資源，加溫，加壓，增加能量，方能讓「數值」不斷上升，除非你打算在實驗室裡測試極限值，否則這這麼做的意義並不大。而且成本效益算下來，一點都不划算。
如果我們都接受這個簡單的道理，那談到經濟成長的時候，事情就很有趣了。大千世界包含我們自己，都不可能無限增長，但談到經濟GDP的時候，政府、大眾與主流輿論，似乎都直覺地認為GDP就是應該要不斷上升，但凡出現「趨緩」、「景氣黃燈」、「今年要保N」之類的標題，都會惹來檢討與撻伐。
如果人的一生，成長會某個時候趨緩乃至停滯，那為什麼經濟就必須扶搖直上？這難道不是另一種畸形的狀態嗎？
拚經濟背後，「值」與「量」的計算
當今各國習以為常的經濟指標GDP，其實滿近晚才出現的。1930年代，正值世界大蕭條，美國政府迫切需要新指標來衡量政府投入與達成的績效，於是俄裔的美國經濟學博士顧志耐（Simon Kuznets）與團隊開發出了GDP這個概念，也就是大家耳熟能詳的：
GDP = C + I + G +（X – M）
國內生產總值 = 消費+投資+政府支出+（出口-進口）
發展至今，全球幾乎所有主要的政府與國際組織，莫不以該指標作為衡量經濟表現最重要──可能也是唯一──的依據。 既然測量有了標準，那對內為了對國民有所交代，彰顯政府有努力拚經濟，對外為了「保有競爭力」，實則為了面子、保住在OCED，G20等富國俱樂部中的席位，各國政府莫不積極以各種手段，希望GDP一年比一年好。
經濟成長不是不好，而是若以狹隘思維去看待，甚至是以錯誤的方式去操作，很多時候反而會適得其反。譬如，政府若只以GDP作為終極目標，就很可能因為只計算最終的產值，而忽略了「值」、僅僅顧及到「量」。
舉個可能稍微有點政治不正確的例子，若要增加GDP，那你千萬不要娶你的保姆。因為在過去，所有的家務，照顧小孩，洗衣做飯，都是按時薪或月薪來支付的勞務。但當你們結婚，雖然所有事情一樣是同個人來做（當然，夫妻雙方最好能相互分擔啦），可是此時你不需要再支付任何報酬，GDP便會因此而下降。
反之，如果你大量的去製造污染（當然這很不可取，拜託別這麼做），從亂丟垃圾到傾倒有毒廢棄物，這反而會增加整體的GDP，因為會需要雇人去清潔、打掃、運走廢棄物，所以污染者反而幫助了經濟成長。這樣看來，那些環評標準較不嚴謹的開發中國家，GDP動輒可以5、6、7，甚至兩位數成長，就不難明白了吧。
GDP上升，真的促進了經濟成長？
其次，如果同意基本的經濟學原理：一個人的支出，會等於另一個人的收入，那GDP公式中，無論是消費（C）、投資（I）或是政府支出（G），都應該是好事，至少代表了創造收入，促進了經濟的成長。但事實如此嗎？並不盡然。
第一，以政府支出來看，花越多錢，當然造就的GDP數字會越高。在理性的狀態下，若這些支出被導引到更具生產力或前瞻性的領域，例如「真正需要的」基礎建設，或是在能源研發等，自然是美事一樁。然而，我們來看看根據台灣審計部的統計，從2004到2015年，從中央到地方，有超過700座被標定效能過低及使用頻率不高的「閒置公共設施」（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所創的說法）。什麼是低使用效率的「閒置公共設施」？在民間，我們有個更貼切的說法，叫「蚊子館」。而這些大興土木加上取得土地的成本，也通通併入當年度的GDP了呢。
第二，金融機構更是另一大問題。我們都知道經濟成長來自於生產力提升（無論是生產技術創新還是單位勞動的效能增加），而「資本」在這之中應該作為輔助功能，意即資本財的投入理應作為提高生產力的燃料，再進而促使經濟成長；而經濟成長的利潤，扣除勞動所得後，一部分才會回到資本家手中。
然而，從1980年期開始，也大概是第三波全球化，資本利得的成長（資本報酬率）已大幅超過了實質的經濟成長率，這也是法國經濟學家皮凱提所謂「r＞g」的問題。撇開貧富不均不說，很多人其實不知道，在1970年以年，金融機構很大部份並未被納入GDP的計算。我猜想理由可能是，當談到國內「生產」總額的時候，直覺上你總是要「產出」些什麼吧？不管是有形的商品，或是無形的服務。而金融業，要了解他們在幹嘛，用一個很生動的比喻，就是打開冰箱，拿出一塊肥肉，再放回去。這時，你沒有真正生產，創造，或改變什麼，但卻會「滿手的肥油」。
在經濟學者Mariana Mazzucato著作《萬物的價值》一書中，她解釋到，過去金融機構的行為需有很明確「對價」，才會被納入GDP。例如你去銀行辦房貸，所支付的貸款利息，這個會是GDP的一部分，因為你真的購買了一項有形的資產。但單純因存款產生的孳息，照理說是不計入的。但當這些存資本收益變得越來越龐大，統計人員便開始思考怎麼把這類「數字」合理化的進入到GDP之中，於是開創了不少新的名稱，諸如「金融中介機構」（financial intermediation）或是 「風險活動」（risk taking activities）等，都可堂而皇之的進入國民收入和生產帳戶之中。
同樣很可怕對吧？如果萬物皆以「價格」來衡量，GDP自然是越來越好看了，但很多時候，我們並未真正創造「價值」。而且，無止境的追求數字的疊加，本身也只是一種自欺欺人的做法，對於締造廣大人民的福祉幫助甚微。我們正遭逢越來越極端的貧富不均，薪資成長遠不及亮麗的經濟表現，以及財富集中於極少數的資本家手中。箇中原因，或許也與GDP導向的思維有關。
摒棄「消費」，以「生產者」角度看待經濟
最後，我們來談談GDP公式中，那個看起來最無害的「消費」。這裡就不扯消費主義物質理論，或John Fiske有關消費社會與符號學的學說，而是想簡單說明一個觀念：要打造一個共善共榮的世界，而非拚命追求不健康的經濟成長，我們需要從「公民」的角色出發，不應該以消費利益極大化來思考，政策與制度也不應一味導向用「振興消費」來拉升GDP的錯誤思維，而是應以如何提高幸福感以及對社會的貢獻，實現本性，乃至培養美德。
在桑德爾最新著作《成功者的反思》中也提到，若一味的追求GDP成長，即便給予貧者與弱勢補償（社會福利），也是一種把成長的重點建立在「消費」之上，而非提高生產力，或投入創新、永續的模式。這不僅無益於真正長遠的價值累積，更在道德上有瑕疵。因為，作為消費者，我們自然希望金錢的效用越大越好（這也與傳統GDP增長理論不謀而合），但當我們不在乎產品與服務究竟是出自於血汗童工、抑或是勞動保障機制完善的工人之手時，就是另一件很可怕的事，這不僅是貧富不均的元兇，更是在GDP成長迷思下，我們把重點放在線性的「消費」，而非以「生產者」的角度看待我們的經濟。
什麼是生產者的角度？簡單來說就是任何人，無論能力高低、天賦如何、所處的社會階層在哪，都能有一份有尊嚴的工作，且收入與付出相符。這就必須把發展的權重，從「極大化國內生產總值」，轉向打造一個有尊嚴的工作環境，整體的「繁榮」與「幸福指數」應該被提升，不管GDP是否年年成長。
經濟的成長不會永無止境，但或許幸福與福祉可以。強調成長伴隨著競爭，就算在一個公平的環境裡，當代主流多半也只強調「階級可以流動」，上位者會因為懶散而淪落下流，而下流社會可以靠努力而躋身上流。這樣的說法看似公平，但卻忽略了每個階層之中與之間，更該被關注的平等與正義，尊嚴與滿足感。一個共好，共榮，永續的社會，GDP絕對不會，也不該是唯一的指標。
（作者任職於聯合國資訊與通訊科技辦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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