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片來源:鍾士為攝。

大約一年前,立法委員蔣乃辛在立法院質詢財經官員時問到:「為什麼過去15年台灣的平均薪資幾乎是零成長,但是GDP卻還是以3%到4%在成長?」這是個非常好的問題,恐怕也是許多台灣人民心理的共同疑惑。可惜到現在為止,我還沒有聽到好的答案。這篇文章的目的,就是要解許多人之惑。

我們可以粗略地將產業劃分為兩類。第一類是創新性很高的、以全球規格看都算是領先的企業,例如台積電的晶圓代工、聯發科的晶片設計、大立光的光學科技、某藥廠甫獲美國FDA通過的重要新藥等。這些產業都在世界競爭的前緣拚戰,他們也必須要靠高薪吸引頂級人才,才能維繫其領先局面。

另一類產業則是創新性不高的、全球各國頗多追兵與模仿者的,例如電腦代工、各地速食早餐、沒有特色的簡單服務業等。這一類產業其勞工比較沒有特殊性與獨特技術性,他們的薪水在市場競爭之下往往會「向後看齊」。以電腦代工為例,這種工作技術要求不多,廠設在台灣或設在中國大陸差別不大。萬一台灣真有調漲薪資的重大壓力,老闆大不了把工廠遷移到中國大陸或其他低成本處。最後的結果一定是員工薪水漲不成,台灣薪資與中國大陸差不了多少,是之謂「向後(低薪之中國大陸)看齊」。在經濟學裡,這是某種形式的「生產要素報酬相等定理」(factor price equalization theorem)。

台灣過去十五年為什麼薪資難漲呢?那是因為台灣創新性產業的比重越來越低,講來講去就只有台積電、聯發科等寥寥數家。由於薪資看漲的創新性企業不多,薪資向後看齊的普通企業比重極大,加權平均之下,平均薪資當然就難以上漲。那麼為什麼台灣GDP會成長呢?再以電腦代工為例,只要全球電腦購買量在成長,代工業者接單就成長,其所代表的國內生產價值就成長,GDP當然就會漲。這裡特別要強調的是:當某個產業已經將大部分代工廠移往國外時,國內就剩下白領管理階層為主。當接單代工額增加時,受惠的當然也是白領為主。因此,GDP的成長背後既沒有創造國內就業,也蘊含著所得分配的不均化。

由以上的分析可知,在薪資凍漲、年輕人就業不順背後,其實隱藏著台灣創新性產業過少的癥結問題。這個產業結構問題若是不解決,政府官員拚命「鼓勵」老闆為員工加薪,或是拚命以法制或行政手段調高最低工資,或是限制派遣人力雇用,都是效果有限的。鼓勵漲薪幅度小,業主還可能勉強配合配合;若是漲幅太大,那麼資方絕對會慎重考慮「把工廠遷往中南半島或中國大陸」。一旦逼出這樣的結果,那就雙輸了。

台灣社會年輕人的普遍不滿,追根究底,絕對與下層建築經濟體質的不健康有關。這個問題的解方不能只靠政治,關鍵在於經濟轉型,要將台灣目前大多數的跟隨型企業,逐漸轉變為創新型。這件事說比做容易,因為「轉變」這個動詞的主體在企業本身。他們若是想要轉型早就轉了;他們若是不想轉型一定是有些什麼制度性的阻礙。

但是無論如何,轉型政策是與「自由化、國際化」不同的政策。台灣單單推國際化、自由化是不夠的,解決不了台灣經濟問題,回答不了蔣委員的問題,更無助於化解台灣的社會不公平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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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西根大學經濟學博士,中研院院士,世界科學院院士。曾任中研院副院長、中經院董事長、行政院政務委員與國科會主委。龔自珍為其五代祖,執筆署名、非署名評論多年,從「解構黨國資本主義」、「教育鬆綁」、「基本人權」到「騎哈雷飆經濟」,是當代最入世的重筆學者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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