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umping Ship：From the world of corporate Australia to the heart of social investment》是2017年澳洲最具代表性的商業圖書獎Ashurst Business Writing Award得獎作品，作者麥可．垂爾（Michael Traill）是一位成功的投資銀行家及社會企業家，本書既是職涯回憶錄，也深入介紹社會投資（social investment）的理念和趨勢，這是一種正在興起的投資理念。
書名為什麼要叫「跳船」呢？因為在外人看來，作者放棄光鮮亮麗的銀行工作，轉而投身非營利事業，就像原本在一艘穩定的大船上，卻異想天開而跳船。作者原本是一位優秀的投資銀行家，他在1987年加入澳洲最知名的投資銀行Macquarie Bank，工作了15年。80年代開始，私募股權（private equity）成為一種新興的投資方式，他跟一位同事一起創立公司的私募股權部門，當到執行董事，可謂事業有成。
2001年的某一天週末早晨他醒來，想著前幾天去參加兒子的足球比賽時，看見一位家境不好的隊員表現不佳，思索要如何幫助這位小夥子，讓他重拾信心。此時，麥可赫然領悟到，平時他醒來滿腦子都是工作，怎麼今天突然關心起工作以外的事呢？沉澱思緒後，他覺得或許人生可以來一點「改變」了。而假如要轉換跑道，以他目前的專業技能，有哪些回饋社會的方式呢？
大約半年後，有一位同事傳給他一份職缺，要求應徵者必須具備私募股權的專業背景，原來這是一個新設立的非營利組織，名為Social Ventures Australia（SVA），由幾位澳洲資深的企業領袖籌組，希望透過私募股權的方式促進社會進步。SVA當時有幾個基金會和企業家贊助，募得一筆資金，他們希望將這筆資金投資於最有前景的非營利組織（NPO）。
一般的NPO往往很缺錢，畢竟都叫「非營利」組織了，就算有再崇高的理想，假如沒有足夠的資金挹注，一切都淪為空談。更進一步來說，就算一個組織初期有一筆足夠的經費推動某項倡議，大部分的NPO都無法永續經營，錢燒光以後就前功盡棄。
為了解決這種窘境，SVA希望能成為一個改變的媒介，把投行和私募股權的理念應用於NPO的永續經營。SVA辦活動遴選最適合的「投資標的」，將資金投資於最具前景的NPO上，並且提供企業經營方面的專業知識，輔導這些NPO成長茁壯。這種性質的組織被稱為「公益創投」。草創的NPO在本質上跟新創公司相當雷同，也跟一般企業經營一樣，必須有清楚的經營戰略、健康的財務體質、有效的組織設計、健全的公司治理等制度，才能基業長青。SVA的角色就是當NPO成長路上的導師兼夥伴。
有趣的是，SVA本身也是一個非營利的新創。麥可面試的職缺就是SVA的首任執行長。他不負重望，成功的將SVA打造成澳洲首屈一指的非營利部門創投兼諮詢機構，聚焦於教育和就業等社會議題，提供資金、輔導、諮詢、研究等業務。他在這個組織擔任CEO長達12年，取得不少亮眼的成績，也促成澳洲第一檔社會債券（social bond）的創立，成為澳洲社會投資的先驅之一。這本書就是他投入社會公益20年來的心路歷程。
麥可成長的故事，也是澳洲歷史的縮影
麥可出生於澳洲墨爾本東邊約100哩的小鎮Morwell。這個小鎮民風純樸，有強烈的社群意識，居民之間的凝聚力很強，不過因為地處偏僻，民生凋蔽，當地人往往為了生計苦苦掙扎，孩童缺乏足夠的教育資源和工作機會，長大後經常成為失業人口。當地的郵遞區號被歸類於「處於不利地位的郵遞區號」（postcode of disadvantage），屬於經濟上最弱勢的20%。而研究指出，來自這種社區的孩童到了國三，教育程度竟然比來自頂層20%的社區的同輩落後3年。
麥可的父親是一位中學校長，相當重視下一代的教育。他繼承了老爸的人性關懷，一直期許自己有天能夠透過教育回饋社會。他力爭上游，以一個農村小子的身分進入墨爾本大學雙主修經濟與政治。墨爾本大學的學生大部分來自澳洲的菁英階層，麥可在此享受智識上的成長，但也深刻體會到國內資源分配不均的殘酷現實。鄉村地區的學生在資質上可能不輸大城市的同輩，但生長的環境卻限制了他們向上流動的機會。
麥可畢業後在澳洲國內度過gap year，前往工廠、洗車間等地打工，增加自己真實的職場歷練，接著加入柯達擔任行銷和人資助理，其間一度還到坎培拉，加入某位國會議員的選舉團隊，幫忙研擬選戰策略。1985年他前往哈佛商學院取得MBA，畢業後沒有留在美國，決定回到澳洲打拚下一步的職涯。
麥可熱切地分享自己的成長故事，我們也能從中體會一下當澳洲人是什麼樣的感受。民國70、80年代是台灣經濟快速騰飛的時期，資本主義和消費主義逐漸成為社會主流的價值觀，在這種時代精神底下成長，個體生命會採取哪種姿態去面對生活的挑戰？讀者也能從這些敘述中體會，當年的社會環境如何形塑澳洲今天的形勢。
20世紀時，澳洲的社會發展落後英美許多，不過20世紀末快速發展，今天已經跟英美並駕齊驅，甚至青出於藍。麥可成長的年代恰巧是澳洲飛速發展的時期，澳洲的國家認同也逐漸清晰，麥可幸運的趕上這個浪潮，在金融業蓬勃發展的大環境下取得事業上的成功。就在此時，他也開始構思如何讓更多同胞雨露均霑，共同享受澳洲經濟騰飛的果實。
投資銀行的思維如何應用於非營利部門？
麥可加入SVA，希望透過投資銀行的邏輯，以創新的思維去推動社會變革。他寫作本書的初衷就是鼓勵更多人投入社會公益，為投資人及整個社會創造最大的價值。不過，他也提醒在商業世界事業有成的人，假如有心跨足非營利部門，首先要調整好自己的心態，切忌抱持高人一等的姿態，認為自己在商業世界做事的方法既然能取得成功，就有資格「指導」非營利部門的經營方式。虛心學習，從頭開始，拿出真摯的熱忱，才能說服非營利部門的人與你攜手合作。
此外，社會議題種類繁多，在全心投入前，必須釐清自己的價值觀，究竟該選擇哪個領域？以教育為例，涉及了高等教育、偏鄉教育、中輟生教育、未成年父母的教育等眾多面向，一個人時間精力有限，往往只能專精於某項議題，並且需要長時間的投入才可能有所收穫，否則只會無疾而終。
在好萊塢電影裡，投行家往往被塑造成投機的禿鷹，為了掠奪利潤不擇手段，但麥可的觀點提供我們另一個值得思考的面向。他不諱言，許多同行確實以賺錢為終極目標，但包含他在內的大部分同事，其實心裡一直熱切的想要回饋社會，卻不知從何著手。
麥可提出許多例證，指出當前非營利部門的資源並沒有被妥善利用，許多立意良善的資金因為種種因素被浪費了，這種惡性循環，使得非營利部門一直面臨資金短缺的困擾。這時投行家的思維就派上用場了。任何組織想要打造出深遠的影響力，首先要維持良好的財務體質，以及建立清晰的戰略目標，組織也要找到合適的經理人來管理。麥可在書中不斷強調，假如非營利部門能夠活用金融市場，就有機會從更多元的管道獲取資金來支持社會正義的推行。資本主義不全然是壞事，若發揮得宜，自由市場的資金往往會流向效益最大化的組織，淘汰那些無法永續發展的組織。
傳統上，金融市場的投資人不敢貿然將資金投資於社會公益的項目，最重要的原因是投資報酬率不穩定。但在一個理想的情境之下，假如非營利事業能夠提供合理的投報率，自然就有更多的投資流入，提供更多資金推動社會發展，取得成果後就能回饋投資者，創造一個正向循環。不過實務上是否可行呢？非營利事業是否能提供正向的投報率，還是注定不斷虧損？
這也是麥可在書中極力想要證明的一點，即社會發展與投報率是能共榮共存的。這也是社會投資的核心精神，將金融市場雄厚的資本導向能夠創造系統性變革的NPO，去蕪存菁，讓某一項社會改革的效益極大化。
不過，非營利組織必須建立明確的績效評量指標，「做善事」可不能口頭說說，組織也得提出確切可衡量的數據、資訊、證據，才能客觀判斷是否真的對社會有所貢獻。關於這一點，麥可提及「社會投資報酬率」（Social Return On Investments，SROI）的概念，與通用的會計準則類似，但被用來評估企業在ESG活動方面創造的價值。SVA是澳洲首批採用SROI的組織之一，麥可積極的將這項標準引入澳洲，並針對澳洲的國情做適度的微調。這套框架也適合企業領袖進行戰略演練，研擬未來的經營方針。
麥可提到他工作幾乎有一半的時間，都在與投資人建立關係，唯有培養信賴感，投資人才願意挹注資本。此外，私募股權的投資者都是精明的決策者，SROI如同財務報告，唯有賦予社會投資一套可供參考的指標，才能說服投資人放心投資。
非營利組織也能透過參與併購促進社會公益
SVA輔導過許多成功的NPO，但它最具代表性的案例並非投資，而是籌資1億3千萬澳幣併購而來。它是一間叫Goodstart Early Learning的教育機構，致力於學齡前教育，提供0～5歲的孩童優質的學習環境，目標是為提供大眾可負擔的學費，讓更多澳洲家庭能享受高品質的教育。
Goodstart目前是澳洲排名前500大的上市企業，Goodstart 2020年報顯示，它在全澳有712間中心，服務據點遍及弱勢社區，並協助超過7萬名孩童、6萬多個家庭，雇用15,600名員工，年營收約10億澳幣，並且持續成長中。
Goodstart的前身是一個叫ABC Developmental Learning Centres的連鎖教育集團，它曾經是世界上最大的兒童教育提供者之一，2006年在澳洲證交所的市值高達25億澳幣。但當時的CEO視孩童教育為商品買賣，為了掠奪市場份額不計代價，透過併購等方式閃電擴張，導致後來的資金破口，2008年宣告破產。一位麥可的商業夥伴告訴他：「這是一個時代僅有一次的好機會，如果你能籌措足夠的經費買下這個國家最大的兒童教育連鎖機構，再以嚴謹的商業紀律經營它，並秉持社會公益的初衷，你就可以改變整個國家！」
在麥可的統籌之下，SVA透過多方募資，成功取得經營權。這部分故事非常精采，讀起來很像商業驚悚小說，充滿商場上爾虞我詐的情節。澳洲政府很重視ABC的破產案，因為事關數萬個孩童的教育問題，所以委託投行UBS擔任破產管理人，開啟競標程序來處分資產。SVA為了得標而費盡心思，找來四大會計師事務所KPMG做盡職調查，評估ABC的資產價值，也雇用律師事務所協助法律事務。麥可為了籌資，拜訪了基金會、慈善家、基金經理人、創投等人，甚至還有三大管顧公司的顧問熱心參與其中，競標過程涉及商業世界的眾多環節，讓讀者得以一窺私募股權交易的內幕。
如何籌措資金是最大的挑戰，因為ABC的破產案牽連到澳洲的四大商業銀行，壞帳高達10億澳幣，但預計能夠回收的款項不到1億澳幣。如何說服商業銀行提供融資協助競標，成為籌資過程中的一大難題。此外，競標對手包含美國最大的私人學齡前教育集團Knowledge Universe，而這間集團的創辦人正是80年代叱吒華爾街的垃圾債券大王Michael Milken。
Goodstart目前是世界上最大且最成功的社會企業之一，它證明：如果善用資本市場，加上嚴謹的商業紀律，公益和投資者的利益能夠相輔相成，不僅為投資人帶來理想的收益，也能反饋社會。2013年時，Goodstart提供的年投資報酬率高達12%，而且這種投資模式還能夠長久經營，留下恆久的變革。另一方面，它能產生規模效應，範圍擴及全澳洲。假設同樣一筆錢分散投資在許多間小型NPO或社會企業，或許就會把成果稀釋掉，難以產生足夠的影響力。在麥可眼中，唯有專注於投資最有潛力的組織，才能創造深遠的影響力。
公部門應與私部門攜手合作共創雙贏
1980年代開始，西方國家在美國總統雷根和英國首相柴契爾夫人主政之下，大力推行自由市場機制，許多傳統上公領域的職責，漸漸轉由私人企業接手處理。當時社會上有一種普遍的認知，認為公部門是效率低下的官僚機器，無法有效的應對日新月異的社會變遷，有些社會責任如果能交由私部門處理，既能減輕政府的壓力，又能有效率的完成任務。
隨著時間的推移，這種理念普遍落實於社會的方方面面：國土安全外包給私人保全機構負責，國民醫療交給私立醫院處理，學校教育讓補習班接手，慈善事業成為億萬富豪和大集團的企業社會責任……針對這個現象，有一本書《贏家全拿：史上最划算的交易，以慈善奪取世界的假面菁英》有精闢的論述，作者提出警告，或許私部門的效率很好，但私部門終極的目標還是利潤，若過度仰賴富豪和企業做慈善，長此以往，政府也會逐漸怠忽職守，無益於推動社會進步。
將目光拉回來，麥可的故事提供我們另一種思維模式，刺激我們去思考：資本主義究竟能否成為一種推動社會變革的積極力量？SVA的成功引起澳洲政府讚賞，麥可也應邀在許多場合與政治領袖交流社會投資的心得。值得一提的是，麥可語重心長的呼籲政治領袖要放寬心胸，抱持開放性的思維，與私部門攜手合作，才能共創雙贏。
麥可認為，社會正義的落實通常是長期努力的成果，但政府為了在每年的施政報告書添上佳績，比較在乎趕緊把錢分配出去（灑出去），沒有嚴格的審核申請者的條件和背景，短期來說似乎推動很多項社會變革，但長遠來看，大部分都無疾而終。麥可認為這種資金的錯置非常可惜，所以他進一步在澳洲推動社會議題相關的投資工具，例如社會債券、綠色基金等新興的金融商品。他相信市場的力量，能夠跟公部門彼此互補，為社會創造更大的福祉。
不過說到底，政府還是社會公益最主要的資金來源，每年私部門的4億澳幣投資跟澳洲政府每年在社會公益方面的經費400億澳幣相比，簡直是小巫見大巫，公部門的影響力更加深遠，若能善加利用，帶來的效果將倍數於私領域的投資。
《Jumping Ship》是一則發人深省的澳洲商業故事，展示了商業改變世界的力量，也介紹了全球社會企業運動的趨勢。令人高興的是，讀完書再回頭檢視台灣，會發現其實早就有很多人投身於社會企業的推廣了，例如媒體平台《社企流》，以及「B型企業」等風潮，都漸漸蔚為時尚。當SDG和ESG逐漸成為所有企業的共同課題，本書的故事值得大家細細品味。
（作者為雪梨大學國際企業碩士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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