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當我提起我來自德國，人們大多會談到賓士汽車、拜仁慕尼黑（Bayern München）足球員托馬斯穆勒（Thomas Müller）、開車沒有速限的德國高速公路、新天鵝堡，當然還有啤酒和豬腳。我聽過的聯想還更多。通常是各種事物的大雜燴，有人想起德國品牌、足球明星、知名的景點和渡假聖地、還有那些肉肉的德國佳餚。
或許你會說，德國是大國，當然大家都知道。但是，我也可以拿小國舉例，它們也有很多的正面聯想，比如丹麥的樂高玩具、瑞典的宜家家居、荷蘭的梵谷。若以台灣附近的國家舉例，韓國有三星、LG電子、現代汽車，這些都是家喻戶曉的名字，跟韓國有很明顯的聯繫。
我認為，對於那些沒來過亞洲、或是沒拜訪過台灣的外國人來說，除了新冠肺炎，很難會有什麼讓他們想起台灣。這實在很可惜，因為台灣實在很了不起。台灣是一個獨特、開放的民主社會，建立在中華文化的基礎上，有美食和美景，也有充足的條件，可以創造出類似谷歌、蘋果這種家喻戶曉的全球品牌。
也許，你想插話說，台灣明明有宏碁、華碩和捷安特，還有幫蘋果做代工的富士康，和領先全球的半導體大廠台積電。你說得沒錯，這些都是營收破億的成功國際企業。但是，他們都沒有登上富比士排名、或是2020年BRANDZ「全球最具價值品牌」的百強排行榜。
新型冠狀病毒不會是永遠的頭條
台灣防疫有成，因此登上國際舞台。好幾個月來，知名國際媒體一直稱讚台灣，說離中國大陸這麼近的小島國，竟然不用鎖國，也能防止感染大爆發。相關的媒體報導簡直數都數不完，不過，蔡英文總統近期登上《時代》雜誌2020年百大風雲人物，本身就是一項壯舉。
不只有她受國際媒體的肯定。美國知名雜誌《連線》在一篇專題報導中，特別介紹政務委員唐鳳，描述她如何利用自己的科技知識和台灣的開源社區，成功防止疫情蔓延。
台灣把握機會向前衝刺，透過#TaiwanCanHelp的宣傳活動，如今已超越新冠肺炎的議題，參與討論許多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這麼做很聰明，也是傑出的公關經營；但我認為，台灣不應侷限自己的角色，不單單是一個「幫忙」的國家。
台灣需要全球認可，而世界需要學習互相合作，一起克服挑戰，此點毋庸置疑。不過，台灣因為防疫有成在國際打響名號，恐怕還不夠，而單靠政府力量來維持和推動這股衝勁也不切實際。
比方說，Gogoro很有潛力，能打造出代表台灣登上國際舞台的品牌；同時它也能解決世間許多難題：像是在疫情後的世界，如何提供乾淨的市區交通工具和智慧城市的能源解決方案。台灣的整個商業生態，有絕好機會幫台灣創造財富和提高知名度。
打造新一代家喻戶曉的台灣品牌
早在1992年，宏碁集團創辦人施振榮就推出微笑曲線理論，解釋消費電子產業發展品牌的重要性。他的觀點是，創造價值與差異化，要有強大的技術，還要有行銷和品牌。
除了前面提到的台灣跨國企業之外，對許多台灣公司而言，發展品牌似乎是畫蛇添足，因為公司是幕後的製造商、或是只經營國內市場。更何況，對台灣許多元老級的創辦人來說，做生意不外乎是要幫自己和家人賺錢。當然，創造價值與財富，本來就是創業的根本動機，這是很合理的。但若參考西方公司就會發現，分配財富和分享好處的概念，在台灣比較少見。
根據《紐約時報》報導，比如說是微軟，早在千禧年就有10,000名員工搖身一變成為百萬富翁。微軟的市值已經不能同日而語，這個數字應該已大幅增長。西方科技巨頭有許多相似的案例，谷歌和臉書都讓員工分股配股，公司上市時就創造了約1,000名百萬富翁。
這點很重要，因為許多早期致富的員工會去投資別的新創公司、或是自己創業，於是成就了新創事業手牽手的良性循環。這些再次創業成功的案例中，最有名的就是所謂的「PayPal黑手黨」，成員投資或共同創辦許多日後的明星，例如臉書、YouTube、特斯拉、SpaceX、領英等等。這些都是國際知名的科技品牌，讓人聯想到「美國製的創新」。
這個模式不限於美國，世界各地都有相似的案例。比方說，德國商用軟體巨頭SAP公司的共同創辦人哈索普拉特納，透過他的創投公司投資了95家新創企業。最近，Spotify執行長丹尼爾埃克承諾，將親自投資12億美元支持歐洲的新創公司。
台灣目前有很多很棒的點子，也有許多新創公司可望成為「台灣製的創新」的代名詞，甚至成為全球使用者愛戴的數位平台。前提是，創辦人要有願景，還要建立正確的架構。
全球矚目台灣，現在是最好的時機，打造新一代家喻戶曉的台灣品牌。但要能這樣之前，我們需要更開放、更扁平化，整體上更友善的國際企業文化，才能吸引和保留更多資金與最棒的人才。
我很樂觀，這一天即將到來，問題是早到、還是晚到？從來沒有更合適或更關鍵的一刻，我們要把握機會，建立台灣的國際形象。
（作者為曼徹斯特大學的企業管理碩士，現居台灣擔任科技行銷專家和新創公司顧問。忙碌之餘，他愛做菜、做瑜珈，還有陪家人。本文原發表於「天下英文網站」，經同意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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