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有一個教師在教學現場受傷了。每次看到類似的新聞，心頭總會一揪，揉合著心疼、不甘、委屈和憤怒，為何這些盡心盡力的助人工作者，往往得在工作崗位的第一線，承受這樣的風險與傷害？我要大聲疾呼，請大家看看這些認真的教師、抑或是護理師、社工師，究竟背負著多少職業壓力？社會大眾、整體制度該做些什麼呢？
但想到此，又有一種消極情緒出現：說，有用嗎？這些事情難道沒人說過嗎？於是許多心裡的感受，就這麼擱置著。不管寫與不寫，或許都還會有下一次的事件。只不過，當我的預期成真、又有事件發生時，心中再次浮現複雜的情緒，真不希望自己如此神預測！
關於神壇與獻祭
我想先拉遠一點，談一個我所聯想到的古代神話情景：每當民間遭逢天災（乾旱、暴雨）、瘟疫、外敵入侵時，常常會祈求上蒼的拯救，於是就有了一個神壇。人們想像這個「神」無所不能，只要一出手，所有的困境都會迎刃而解，蒼生得到救贖。但要這個神有所行動，得先要表示心意，也就是獻上祭品。
一般而言，美酒鮮肉不在話下，但遇到更棘手的困難，也不乏活人獻祭的儀式。常見的被獻祭者例如戰俘，將其力量或生命獻給神明，用於展現軍事力量、震懾他人；再者是罪犯，有戴罪立功、為社會抵禦災厄、也有建立社會秩序的功能；另外是純潔的孩童或處女，多用於自然災害，認為得用最珍貴、純潔的生命作為交換，這樣的犧牲與痛苦才足以平息神明的怒火並重新得到滋養；最後是王室與貴族，當面臨國家滅亡、或極端災難時，上述祭品都已無法展現誠意，只得獻出最高統治者的王子或者貴族作為代表，以換取神明的救贖。
這些神話情境中，神的全能、包括他的憤怒與索求都沒有錯，即使獻祭後情境沒有改善，也只可能是供品不夠表達誠意。從數千年後來看，大家都知道天災人禍有其緣由，不完全能因為獻祭而帶來神奇的改變，但在文化尚未開發的年代，將希望寄託在不可控制的神身上，或許是為了讓人不至於墜落無助無望的處境中。
而這些祭品也有其特性，不論是戰俘或罪犯以有罪之身為大家犧牲，或者孩童處女與王室貴族以純淨、尊貴之身替大家祈福，似乎死了一個人（或一些人）之後，大家都可獲得平安。即使犧牲的這家戶落入悲痛，但仍得到一個光榮奉獻的美名，似乎也值得。
助人工作者是大眾心中的神，還是祭品？
為什麼要從神話談起？是因為我常常在想，助人工作者們──包括教師、護理師、社工師、甚至心理師、醫師等等，到底在社會大眾的心裡，扮演的是神？還是祭品？
思考許久，我認為大眾所投射到助人工作者身上的，既有神，也有祭品的角色。
先談談「神」的部分。社會大眾所想像的助人工作者，都有一種理想化的形象，既要無所不能，而且不會犯錯。這是一種「神化」的期待。一個教師，在教室裡得要包山包海，既要教學、也得有能力班級管理，年紀小的要管吃飯吃藥自我照顧，年紀大的要管讀書感情交朋友；爸媽管不動的，覺得老師來講就行得通，而且還得溫和有禮，不能讓孩子感覺被指責或有壓力。這很神吧！你做得到嗎？
護理師和社工師也是，護病比居高不下，社工一人背數十案行之有年，常規都做不完，還要細心、有耐心，只不過沒有面帶微笑就可能被投訴，一旦評估失準就說不專業，彷彿不能有任何一點人性的倦怠和失誤，當不成神，只得大逃亡，否則很容易就成了專業的犧牲品。
至於醫師或心理師這樣更趨近一對一的醫病關係，常常被賦予一種「我把病患送來，你就是要醫好還給我」的期待，如果病情沒有改善、或是症狀行為沒有緩解，就會被冠上庸醫、無能等回饋，彷彿醫者手中有魔法棒，任何疑難雜症都可一點就好。
無法滿足理想化角色的犧牲者
什麼時候助人工作者會成為祭品呢？在於社會大眾開始感覺失望、各種期待不被滿足的時刻，原本寄望的神彷彿「壞掉了」。這股怒氣無處可發，便由崇拜、依賴轉為憤怒、攻擊，於是演變成各行各業中的投訴與濫訴。轉成內在需求的白話文大概是：「你為什麼不滿足我的需求？你不配當個神！如果你不是神，那你就只能成為祭品！幫我換下一個神來照顧我！」
下一個神是誰？或許是現在的制度？在過去助人者被神化、權力過度放大的情況下，確實出現了濫權的助人者，於是基於想給學生、家長、病患、個案更多自我保護的權益，建制了相關的申訴管道與制度。然而我必須說，制度本身並沒有錯，錯的是使用者以一種全能自大的幻想來操作它。
因此，與其說下一個神是制度，我認為是社會大眾有種巨嬰般內在的全能需求，當幻想一直沒辦法得到滿足，於是運用制度，假鬼假怪，張牙舞爪的怒吼「大家都要滿足我！只要我想要的，學校、教師、社工、醫師等等都要配合我！」乃至於各行各業都好像變成服務業，只得以客為尊，即使已經違反了專業思考，還是得委屈配合，不然一但遭到負評炎上，可就更難收拾。
此時，獻祭一個教師、一個社工、一個護理師，又算得上什麼？到處都有自以為神的巨嬰，獻祭的儀式變成日常，只要你不符合我的期待，我就告死你！搞得人心惶惶。
助人工作者接受投射的自我角色認同
如果這些助人工作如此吃力不討好，為何還有人留在崗位上不走，不怕自己成為「下一個祭品」？我覺得專業訓練的過程中，某種程度也把社會大眾對這個職業的角色期待，內化成訓練的一部分。像是誨人不倦的教師、南丁格爾般的護理師、總是溫暖包容的心理師、作為弱勢代言人的社工……這些描述都在告訴助人工作者，你們得要維持某一種堅毅、有耐心、有熱忱、有包容力等等的態度，即使在這過程中遭遇到不公平、傷害、或者不合理的要求，仍得回歸初心，想想自己走進這一行的願景。
這些角色認同，放在今日充滿揮舞制度濫訴的巨嬰面前，無非是以卵擊石，讓情況更加惡化。我猶記自己還是護理師時，曾照顧一位酒癮病患做治療，病患親暱地拍打我的大腿，說做護士要溫柔一點啊！我因為感覺被侵犯而向上級求助，不料當時的主管卻對我說：「他是病人，不要跟他一般見識！」理智上雖然也覺得沒錯，但那種憤怒、委屈的情緒卻無能抒發，直到很多年之後在一次自我療癒的活動中，回想起這個經驗，終於可以大聲哭出來，告訴自己：這不是我的錯，病患不當的行動本該受到限制，我本有立場可以要求他停止侵犯的舉動！
我舉這個例子，想要說的是：專業角色與傷害行為的設限，並不衝突。以近日台中女教師案為例，教師可以專業引導教學，但孩子的行為情緒到了教師無法承擔的情況時，適度的中止教學，轉送輔導室或是特教資源，都是必要的處置。尤其當該生事前就有情緒失控的狀態，或許就得重新評估所謂融合教育的適切性。但是當制度、系統（包括學校、醫院、社福機構）的立場都站到大眾那邊，而無法就事論事時，越是強調專業角色的認同與職責，反而會變成一種內部系統壓迫的力道，使得回應這些原本不合理、應該被限制的行為，變成一種不得不為的任務。
若再加上助人工作者對自我專業角色的認同，還會遭遇到內在的衝突和自我懷疑。我拒絕孩子留在班上，是否是我專業能力不足？我對家屬的要求設限，會不會讓對方覺得我不夠同理？但明明自己已經心力交瘁、無以為繼……我在工作中曾多次與督導討論，在什麼樣的情況下，心理師得要將手上的個案轉介出去。當你面對這個個案已經有過多的情緒、或者不安全感時，都不適合繼續工作。因為當助人工作者被自己的不安、焦慮、憤怒等等情緒所淹沒時，也已經沒有空間思考如何提供更適切的回應與照顧。但在系統中，若大眾或機構未能理解到這樣的困境，而持續要求助人者站在神壇上，像個神一樣的回應每個人的需求，那只會帶來下一樁悲劇而已。
放下全能的期待，才能接受真實的挫敗
在心理治療中，個案往往會在逐漸接納自己並不完美之後，走向修復之路。那是因為在此之前，不論是無法放棄對外界的全能幻想，或無法接納自己並不全能，每當碰觸到挫折與失望，就會有種崩潰的感覺，而不得不把這些憤怒、不滿、羞愧的情緒往外推，怒罵家人，對社會、環境不滿。
同樣的道理也適用整體社會大眾。不論是家長、家屬、或是學生、個案本人，當自己的期待無法被助人者所滿足時，能否有機會理解這可能是角色背後身為人的限制？而不是在當下，立刻將不被滿足的情緒反撲在助人者身上。身而為人，即使是助人工作者有著專業訓練，面對衝突與情緒，仍需要時間與空間消化及思考。難以承受情緒者往往衝動行事，只會讓事情的原貌淹沒在情緒中而更難處理。
目前許多的系統、機構，其實無力承擔一樁又一樁在助人工作者跌下神壇之後所引發的情緒風暴，甚至也急於想讓一人代替系統承受，如同祭品。但系統中的主事者，包括制度的執行者，才是有機會能逆轉全能想像的角色，適度給予設限，教導大眾如何在需求未被滿足的時候不以濫訴行動，而能停下來想一想：或許是無法被滿足的挫敗感太難受了，才急著有下一個行動，以維持自己的全能感。
但是，當一個又一個的助人工作者被推上神壇，又相繼殞落、逃亡、甚至不肯再踏入這個專業時，被犧牲的祭品，或許還有那諸多該被好好教導的學生、被照顧的病人與個案，落入無人看顧的境地，恐怕是再多的神也救不了的吧。既然如此，不如好好落地，承認生而為人就是有限制，不論是助人者、父母或家屬都是。因為限制如此，只能合作，截長補短，讓照顧與被照顧成為一種平衡互動，而非造神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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