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與惡的距離2》，應是近期我看過最有共鳴的台劇了。劇中的精神科醫師、心理師、關懷訪視員、居家訪視及公衛護士、輔導老師，都是我平時熟知的職人群，而他們所面臨的困境──個案量大、訪視未果、人力不足等議題，也是實務現場持續存在的處境。
看戲的時候，深深感受到助人工作者使用「自己」作為治療工具，投入工作，曠日費時，但若受到衝擊，往往自己也是首當其衝的肉身，迴避不及。我想藉著大家都熟知此劇的背景，談談助人工作者與服務對象（個案、家庭）之間的治療關係，以及助人工作者如何在其中，也能照顧好自己的身心狀態。
治療關係中的「反移情」，是一種沈重的負荷
在心理治療中，對於治療關係有種描述，叫做「移情與反移情」。「移情」比較容易理解，談的是個案將內心想像的外界他人投射到治療者身上，比如劇中胡冠駿被自己的父親拒絕時，到醫院尋求馬亦森的幫忙，或許就存在一種渴望被父親照顧的移情。反過來說，「反移情」則是治療者反過來對個案有種強烈的情緒，像是亦森、以禮對胡冠駿所產生的憤怒。
「反移情」其實是一種相當複雜的情緒反應。在劇中，亦森的憤怒可能來自於自己的雙重身分，一是受害者的家屬，因為痛失親人的悲傷而轉移為憤怒，另一則是源於精神科醫師的挫敗，他努力給予個案機會、協助家屬面對，但始終還是漏接了這個孩子。但這是精神醫療的限制，若是社區、學校或家庭無法也同樣提供支持的環境，很容易發生病情雖在醫院調節穩定，但回到家裡一面對挫折，就可能再次復發。
同時，反移情也可能是從個案那邊投射過來的。像是對父親始終不願意直面自己的不滿，也從冠駿投射到亦森身上，讓亦森持續感受到冠駿的憤怒，好像也激發起亦森的挫折情緒，覺得自己已經仁至義盡，為何這個孩子還不領情？
助人工作者的負面反移情，像是憤怒、討厭、排斥等反應，都會是相當沈重的負擔，因為這很可能引發助人者內心的衝突。像是：照顧個案雖然是我的責任，但我真的看到他就很生氣，很想轉身就走，怎麼辦？就如同亦森問院長，「這樣的我還有資格當一個醫生嗎？」
然而，如果能夠在這個情境下不被情緒淹沒，還能思考這樣反移情的感受，排除自己的議題之外（像是亦森的失親之痛），是否也有個案想傳達的訊息（或許是希望得到父親的關注）？而能將這樣的理解回應給個案，如同在法庭上亦森分享牛荷所說的，「每個孩子都想要變好，能不能找到那一點點還能做的？」也正是在思考孩子內在有什麼樣的需求，是大人所能回應、給予一個環境支撐的。
被「過度使用」的助人工作者，可能產生替代性創傷
所謂的替代性創傷，指的是助人工作者因長期面對有創傷的個案、學生、病人，致使自己面對同樣情境時，會產生像是自己也經歷創傷那樣的反應。有些人可能會麻木、隔離情緒、看似不在意或是排斥特定的族群，有些人可能陷入自責、愧疚、無力，有些人則可能會過度警覺、對於特定的議題特別敏感。
劇中的牛荷在與亦森衝突時過於敏感，對於孩子沒有適合的地方可去感到無助與失落，可能就是一種替代性創傷。她替孩子們感受到不被社會接納、沒有人能協助的孤獨感，因此更會想要成為那個還能陪在孩子身邊的大人。
而幸珠在疫情期間，因為忙於疫調業務，來不及去探視兩個自殺高風險的個案，甚至在又茗焦頭爛額時沒有幫上忙，使得她感覺自責、好像再也沒有動力想要做任何事，萌生離職意念，也是一種替代性創傷的反應。
容易產生替代性創傷的助人工作者，往往是第一線與個案們接觸的人，比較常提及的可能是消防隊員或是緊急救難人員，由於他們可能會見到血腥殘破的現場，因而讓人比較能聯想。然而心理創傷、心理疾病的不可見，不等於不存在，無法幫上忙的助人工作者內在痛苦，或許不亞於救災人員。
許多年輕但又「過度使用」的助人工作者，如社工、心理師、學校輔導老師等，經常就因為這樣中斷職涯，選擇離開助人工作領域。但這很可惜，畢竟一個有能力在現場面對個案的助人工作者，需要至少3～5年的養成，但現在常常是新鮮人首當其衝，遇到棘手的狀況又無人可詢問、協助，更容易覺得挫敗，形成專業結構的惡性循環。最終受害的，仍是那些需要協助的弱勢族群，沒有足夠的人力可前往探視、訪查與關懷。
助人者需要自我照顧以及身心調節
然而，助人者只憑藉著一腔熱血是無法持久的。我曾對護理、社工、教師與心理師等不同專業的助人者講授過關於「助人者自我照顧」的課程，很常見的現象是：他們的事情太多、需要處理的問題太大，除了不知該如何適度應對，也沒有時間好好休息。
常與助人者們討論的是，在專業上遇到匱乏、不知如何是好的處境時，「適度的求助並確保自身安全」是很重要的。包括團隊合作、請求其他人幫忙、或是跨專業的連結，像是劇中公衛護士若能與關訪員、精神科醫師合作，面對困難的個案也可以比較不那麼害怕，並避免在工作中受到傷害，這是助人者很需要留意的。畢竟，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啊！
在現場工作時，我也很鼓勵大家「尋求督導」，有不同的觀點可以刺激思考，避免自身被困在某種無力無助的情緒裡，而能跳出來重新檢視整個處境，或許會有新的發現。
面對個案，則需要練習「畫出界線」。有時候當生活與個案息息相關時，很容易被捲入個案的生活，而無法有喘息、下班離線的時間。但肉身不是鐵打的，適度離線、職場休眠，都可以讓助人者的身心重新調節回穩。
許多時候，越是認真的工作者，越會擔心自己不在線可能會造成其他同事的負擔，或者讓個案找不到人而產生愧疚感。然而，若是因此而快速將自己的能量用盡，反而可能在面對個案時會產生反移情，感覺怨懟、質疑為何自己這麼努力但個案的改變還是微乎其微，對治療關係仍然是種傷害。
與其如此，不如與個案一起練習有界線的接觸，找不到助人者的時候，有哪些替代的方式？而將自己照顧好之後，也更能身心穩定地面對需要照顧的人，才是解方。
助人者也需要有自己的支持系統
助人者們，除了工作以外，或許也需要想一想，是否有一群在專業上志同道合的好朋友？或是非相關專業的其他朋友？這群朋友能在你下班後為彼此加油打氣、鼓舞振作，低落時也能互相陪伴，允許休息一下。或者是和你有共同興趣，可以一起去逛街、旅遊、運動的夥伴，一方面可以暫時不啟動工作大腦、讓自己放空，同時也可增加人際連結，這對於長時間以思考個案最佳利益為主的助人工作者來說，其實是很療癒的。
不論是休息、放空、或是擁有滋養的人際連結，都是預防憂鬱症的很重要因子，有些助人工作者，因過度使用而造成自身的心理疾病，也時有耳聞。
此外，在演講交流的過程中，我發現許多助人者在家庭中也經常扮演照顧者的角色，導致蠟燭兩頭燒，下了班還不能休息，身心俱疲。當然，照顧者若能同時得到情緒的支撐，或許反而是一種慰藉。像是劇中的亦森在遇見羅譽和羅卉兄妹之後，因為感受到孩子們對自己的在意，反而從哀傷而沒有生機的低落情緒中逐漸振作起來，但我想，真正將亦森推回正軌的，是又茗的感謝與鼓勵，告訴他「當醫生是你的天賦」，肯定他一直以來對助人工作的投入，讓亦森得以重拾對自己的專業自信。
《我們與惡的距離》不只是一場戲，也是現今台灣社會現象的一隅，助人工作者在其中扮演著不可或缺的角色，但先要照顧好自己，才能照顧個案，這雖然是個容易理解的道理，實務工作中卻常常在看見個案的需要時，反而推遲了照顧自己的行動。就像是院長一直對亦森說的，「好好休息，你有需要的時候，我們都在！」或許你身邊沒有一個院長這樣對你說，但如果你剛好是個助人者，而你正經歷專業的低潮，也請找到那個幫助你的「我們」，好好照顧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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