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用兩分鐘，試答一則媒體素養題，請問下列何者為真：
A、報紙「社論」大多由總編輯指派資深記者撰寫；
B、專欄及民意論壇文章，都必須符合媒體立場；
C、新聞媒體不應在社論裡，公開支持特定政黨或候選人；
D、媒體不該刊載立場矛盾對立的評論文章，以免混淆讀者。
半年前問我，答案會是簡單乾脆的「以上皆非」。然而，情勢出現劇烈變化，背後既有科技因素介入，也映射現實政治生態；更重要的是，美國新聞圈近來的「主筆室之亂」，正面挑戰媒體業百年來的原則與慣習，甚至預告下一個可能的典範位移。
今年初，《紐約時報》評論版主編貝奈特（James Bennet）撰文介紹該報言論部門：14名編輯與主筆，負責社論、評論版專欄，並審核民意論壇文章，獨立於編輯部，與總編輯及記者各自作業，互不統屬。
貝奈特文中強調，他們的任務是「針對民主多元性所需的重要理念，進行廣泛辯論，透過《時報》150年來演化的機構價值觀，為讀者提供視野縱深，而非基於某一人的專業知識與經驗，因為如此，社論作者並不署名。」
他的短文，意簡言賅回答開頭4個問題：媒體社論代表官方立場，有時明確支持或反對某項政策、某一候選人；然而，外部專欄作者或專家投書，往往反映多元立場，不時激烈論戰，甚至質疑批評媒體觀點。
貝奈特的角色，相當於台灣媒體的「總主筆」，與總編輯地位平行。他1991年進入《紐約時報》，歷任該報駐以色列、中國、白宮記者，一度被挖角接下《大西洋雜誌》總編輯，協助該刊由虧轉盈。4年前，他回鍋《紐時》掌管言論部門，被認為是下一任總編輯熱門人選。
世事難料，6月初，貝奈特因一篇文章辭職下台。
紐約時報評論版的「主筆室之亂」
就在非裔人權運動熾烈之際，美國街頭發生程度不一的騷亂，《紐約時報》言論版刊登共和黨參議員科頓（Tom Cotton）的文章，強烈建議聯邦政府派遣軍隊回復秩序。他並以甘迺迪總統派兵進駐密西西比州為例，支持他的論點。
科頓的強硬主張踩到地雷，不僅讀者激烈抗議，《紐約時報》上百名記者也串連抗爭，公開在社群媒體嚴詞批評，聲稱此文讓第一線記者身陷險境。內外壓力下，報社發行人出面道歉並介入調查，發現科頓文章是評論版主動邀稿，文中提及事實未經嚴謹查核；貝奈特也承認，文章刊出前，他並未過目。最後，《紐時》宣布貝奈特去職、經手審稿的副主編調職，並將整頓不時爆出爭議的言論部門。
事情還沒完，《紐約時報》評論版的保守派編輯魏絲（Bari Weiss）跟進辭職，她發表一封措辭強烈的公開信，宣稱《紐時》被激進自由派盤據，內部醞釀一股「新麥卡錫主義」，她因屬少數派，常遭嘲笑排擠；她進而批評，社群平台躍為幕後垂簾的太上主編，網民扼殺意見市場多元性，讓報社組織及版面言論只剩一種聲音。她的指控，遭受前同事憤怒反擊。
另一方面，幾乎同時，《華爾街日報》連同母集團道瓊共280名記者連署，要求明確區分網站上的「新聞」與「評論」，避免外界誤解。
這些反抗聲音，不只代表單一媒體的組織衝突，更凸顯當下媒體運作的時代裂痕，因應科技與政治挑戰的嚴重卡關，可分解為以下三個層面：
一、客觀中立的危殆
首先，一堂媒體小史：報業在18世紀萌芽之初，幾乎都是政治鼓吹工具，強烈反映報老闆的理念主張，林獻堂《台灣民報》或梁啟超《新民叢報》也是如此，有些報紙直接與政黨結盟，或接受政治人物金援。
直到大眾化報紙出現，為吸引不同立場的讀者及廣告主，開始強調客觀中立、無黨無私，大量採用通訊社的第三人稱報導；至於媒體老闆原有立場，則移往社論等言論版面，逐漸演變出新聞、言論兩權分立的組織規範。
1970年，《紐約時報》首創論壇版面，英文Op-Ed原意是「opposite the editorial page（社論版對頁）」，專門刊登多元意見，甚至隔空筆戰，創版初衷是「透過挑戰權威、獨立運作、挑起爭論，有效履踐報紙的社會與公民責任」。台灣開放報禁後，報紙版面紛紛推出「民意論壇」、「回應與挑戰」，都基於類似思維。
回到貝奈特，他雖出身民主黨世家，哥哥是現任參議員，但他上任後，刻意開拓不同立場言論，例如聘任「氣候暖化懷疑論」的主筆史蒂芬斯（Bret Stephens），立即招致眾怒，引發一波退訂潮。此事驚動發行人A.O.沙茲伯格，親自寫信給訂戶，說明《紐時》尊重多元意見的立場，希望穩住盤勢。
所以，貝奈特風波的第一個層面，直接觸及媒體「客觀中立，兼容多元」的典範是否過時。以科頓的爭議投書為例，作為政治人物主張，文章雖有立論及事實瑕疵，過去通常以「刊載反駁文章」或「發布更正啟事」作為平衡，讓兩造意見交鋒。
然而，此事的劇烈震波，直接震碎「作者文責自負」的媒體金鐘罩，貝奈特試圖打破同溫層，引進公共辯論的意圖，是否顯得天真魯莽？當高層聲稱將整頓言論部門，《紐時》論壇版「挑戰權威、獨立運作、挑起爭論」的初衷，空間是否大幅限縮？
至此，不能不談科技因素。
二、科技因素的介入
貝奈特踢到鐵板，與媒體數位化息息相關。簡言之，紙張時代，讀者很容易透過報紙分版，分辨「新聞」與「社論」，數位化之後，版面間的隱形牆消失，評論與新聞的標題格式相近，尤其在社群媒體上，兩者分野更加模糊。
皮尤（Pew）研究中心曾有一項實驗，政治關心度高的受測者，能成功分辨網路「新聞」與「意見」的比例，只有36%；政治關心度低的受測者，成功比例更低至17%。
另一項美國新聞協會（American Press Institute）的調查，75%受訪者表示，針對自己熟悉的新聞媒體，他們能輕易分辨新聞與評論；但在臉書等社群平台上，只有43%表示自己能分辨兩者。
同一調查顯示，家中訂閱報紙的受訪者，70%表示能分辨新聞與評論，未訂閱報紙的受訪者，只有49%有此能力。問題是，《紐約時報》創立論壇版的1970年，全美約有9成家戶訂閱報紙，2010以來，已跌至不到4成。
上述數據，清楚解釋新聞媒體的評論陷阱：1.數位化閱讀模糊了版面防火牆；2.社群平台加劇意見與事實的雞兔同籠；3.當紙張媒體日益萎縮，主筆室與編輯部「政教分離」的行規，外部意義越來越小；4.綜上，新聞評論成為高風險行業，不只讀者難以容錯，媒體記者也擔心評論爭議波及自身，不惜聯手砲轟編輯高層。
這正是《華爾街日報》記者聯名上書，要求網站明確區隔「評論」的脈絡背景，同時可溯自今年初，該報一篇「中國是亞洲病夫」的標題爭議，《華爾街日報》基層認為，這篇評論導致駐中國記者遭北京驅逐。
媒體數位轉型不只影響內容，更讓營運重心偏移，同樣衝擊傳統新聞「多元平衡」的理念。
三、營運重心的偏移
當新聞媒體日益重視「付費訂閱」，讀者不再只是媒體影響力的基數，更是生存命脈的指標。《紐約時報》剛公佈第二季財報，數位營收首度超越紙本，新增數位訂戶再創新高，而且，總訂閱收入早已超過廣告營收，以上種種，不難想像史蒂芬斯爭議之際，報社發行人為何署名發信，希望挽救退訂危機。
在信中，沙茲伯格仍為評論版的多元性辯護，「讓思想開放、學有專精的作家和讀者，從廣泛角度進行辯論。我認為，在當前兩極化和黨派分化的時代，罕有美國新聞業能做到此事。」
問題是，隨著美國兩黨政治極端化，《紐約時報》近年訂戶明顯傾向自由派或進步派，甚至衝著「反川普」而來，政治立場冰火不容，直接反映在媒體生態上：當讀者付費只想閱讀立場相近的評論，任何戳破同溫層的嘗試，只會招致憤怒的巨大回音，加上「退訂文化」強勢崛起，讓新聞媒體投鼠忌器，擔心誤觸雷區。
「退訂文化（Cancel Culture）」是歐美新興話題，最早源自青少年校園，當某一學生的言行態度引發爭議，其他同學就聯合「退訂」對方，意即取消關注他的IG、臉書，拒絕回覆他的私訊，在現實世界及網路社群對他視而不見。這種聯合抵制文化，擴大到青少年集體取消訂閱特定YouTuber，抗議對方內容不當。
如今，「退訂文化」引申為網路上的串聯公審、退讚退訂。毫無疑問，社群平台提供一個發聲平台，讓公眾人物及新聞媒體必須謹言慎行，否則將遭網友串聯反撲；然而，鄉民公審如何不淪為正義魔人，尤其個體的一時之過，如何不被放大檢視，甚至形成霸凌氣氛，壓制不同意見，導致自我審查的「沈默螺旋」，灰色地帶有時像是行走刀鋒。
因此無論歐巴馬，或作家魯西迪、瑪格麗特愛特伍、JK羅琳、哲學家杭士基，都曾透過演說或公開信，呼籲保護言論表達自由，不受網路退訂文化的侵害，因此引發激烈論戰，甚至諷稱要直接退訂這些作者。
對於部分新聞媒體，「退訂文化」不只意味粉絲專頁的數字縮水，更直接衝擊訂閱收入，長期而言，會不會左右媒體言論走向，壓縮異議空間，放棄多元平衡的舊式典範，將是媒體風向指標。《華爾街日報》就發表一篇軟中帶硬的社論，標題是〈本版不怯於退訂文化的壓力〉，宣稱該報言論版將依循雄辯、理性論述的傳統，提供「當前進步派媒體以外的另類觀點」。
若將視野拉遠，這場「主筆室之亂」暗示著，我們熟悉的新聞典範可能再次轉向，隨著上述趨勢推進，不時遭受質疑的「客觀中立」典範日益危殆，不只衝擊言論版面，可能擴及新聞報導。《哥倫比亞新聞評論》因此焦慮質問：若放棄客觀準則，新聞記者應何去何從？
現年30歲，已獲頒兩座普立茲獎的羅利（Wesley Lowery）鼓吹，新聞記者應以「道德明晰（moral clarity）」取代「客觀性」，意即拋棄客觀性作為新聞標準，專注於挖掘真相與公平性。他的論點獲得不少支持，但有新聞學者憂心，記者一旦誤解客觀價值，認定「自身觀點比真相探索更具道德高度」，新聞業將淪為災難。
上述爭論只是序幕，我們正目睹一場改寫新聞規則的世代挑戰：捨棄客觀平衡典範的編輯台，如何不被政治偏見淹沒？新聞媒體是否倒回「黨派報紙」時代，成為巨大資訊泡泡？黨派化的新聞媒體，會不會淪為民粹政治的推手？退訂文化如何制衡權力，但不致壓制言論空間？這場主筆室之亂，留下無數問題等待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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