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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九一記者節迫近,兩個名字在我心中盤桓不去:「伊達.塔貝爾」「約翰.凱瑞尤」

塔貝爾(Ida Tarbell)生於一個「女性應該在家當主婦」的年代,女性知識份子的玻璃天花板是從事教育工作。她當了幾年教師,隨即決心從事寫作,於是離開美國,隻身遠赴歐洲。她寫了拿破崙及羅蘭夫人的傳記,向家鄉報社投稿,但報紙篇幅很難容納長篇文章,因此,塔貝爾轉向春芽蓬勃的雜誌業。

由於塔貝爾的文章極受歡迎,1899年,她在《麥克盧爾》(McClure)雜誌老闆三顧茅廬下,回紐約接任主編,隨即策劃一系列揭弊報導。她的首要目標,就是洛克菲勒的「標準石油」。

洛克菲勒是全美首富,有著慈善家的公眾形象,但塔貝爾致力揭發「標準石油」削價、傾銷,迫使競爭者倒閉,壟斷市場再調高售價的手段。

在「調查報導」一詞尚未誕生的年代,塔貝爾透過訪談、整理數千頁分散四處的公開文件,描繪出洛克菲勒的身世與崛起,並掌握「標準石油」惡性競爭的證據,在雜誌分19期連載,最後結集出書。這一系列報導,讓最高法院判決「標準石油」非法壟斷,後來拆解為34家公司,並促成反托拉斯法案及聯邦貿易委員會成立。

凱瑞尤(John Carreyrou)則是《華爾街日報》的醫藥記者。3年多前,他看到媒體報導快速崛起的Theranos,這家生技公司宣稱開發出一種無痛檢驗技術,只要幾滴血液,就能檢測240種疾病;由於這項技術可能顛覆傳統醫檢市場,Theranos估值扶搖攀至90億美元。

多年的醫療路線背景,讓凱瑞尤深感懷疑,然而,媒體同業持續吹捧Theranos年輕的執行長賀姆斯(Elizabeth Holmes),讚美她是「女版賈伯斯」,又有季辛吉、舒茲兩位前國務卿出任董事背書。凱瑞尤開始著手追查,透過層層關係,訪問多位Theranos前任員工,掌握檢測結果誇大造假的證據,以及賀姆斯不顧勸告,竄改實驗數據的指控。

當凱瑞尤要求採訪賀姆斯,對方並未應允,反而丟了上千頁文件給他,希望他困在資料迷宮裡。最精彩的是,Theranos涉嫌僱用私家偵探,跟蹤監聽凱瑞尤及其消息來源,並動用各種恐嚇手段,包括死纏爛打的訴訟威脅。

2015年10月,凱瑞尤整理22本筆記的資料,陸續推出20幾篇報導,揭露Theranos造假、欺瞞、掩蓋真相的事證,嚴重威脅受測病患權益,讓這家矽谷獨角獸轟然崩垮。賀姆斯失去公司控制權、實驗室關閉、司法及監管單位介入調查,被視為安隆之後最大企業騙局,凱瑞尤則將全案寫成《壞血:矽谷新創公司的秘密與謊言》一書。

橫跨百年的傳奇

這兩個新聞記者的故事,前後橫跨一世紀,「記者」行業的使命,百年來似乎並無不同:揭露真相、抗衡權勢、補救體制漏洞、避免公眾利益遭受侵害;他們的報導手法也不乏相似之處,兩者都無法接近權力核心人物,必須從周邊突破包圍,再佐以大量檔案文件,辛苦消化資料,爬梳關聯事證,據此向權責機構採訪質疑,逼使幕後主角浮出檯面。

另一巧合是,由於兩者都有強烈戲劇性,亞馬遜影業正著手籌拍塔貝爾的故事,該片劇本曾名列好萊塢主管最想看的「黑名單」(Black List);《壞血》一書也將搬上銀幕,《大賣空》導演負責編導、珍妮佛.勞倫斯飾演賀姆斯。

沒錯,好萊塢很愛新聞媒體題材,但我更有興趣的,卻是上述兩者的差異:新聞記者這一行,如何走到今日?從「塔貝爾」到「凱瑞尤」,他們對抗大企業的故事,如何拖著時代的狹長身影,映射出故事本身沒說的故事?

兩個記者的不同時代

首先,是塔貝爾身處的時空布幕。19世紀後期,全美鐵路網、自動排版機、照片製版技術相繼出現,讓報刊成本降低,發行範圍倍增,獨立營運的商業雜誌因而可能,不必再依附政黨或政治人物利益。

因此,塔貝爾及一群懷抱理想勇氣的年輕記者,四處挖掘美國社會的病灶,從食品安全、勞工待遇、女性權益到企業壟斷,這些動輒上萬字的報導,刊印在發行數十萬份的雜誌上,迫使老羅斯福總統及國會立法回應,他們被稱為「進步主義的改革派」,聯手寫下調查報導的黃金年代。

這個黃金年代,消逝於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後,政客與民眾注意力轉移至戰爭情勢上,新聞媒體加入支持政府的眾聲合唱中。

然而,那個靈光閃逝的年代,樹立了新聞記者追求公共利益及報導自由的範例,水門案、五角大廈文件案,一次又一次,新聞部門與政治機構的對抗,都在重覆同一套主旋律。

換言之,塔貝爾能夠奠立記者典範,她的執著、勤奮、聰敏、文采固然是不可或缺的主觀條件,另一方面,她精準回應一個時代:工業革命、大型企業、人口都市化等趨勢下,城市基礎建設及相關法規來不及追上,各種社會流弊叢生;而印刷技術及流通條件的突破,讓塔貝爾一代的記者掌握針砭時局的武器,放大他們的理念及影響力。

時光機器撥至21世紀,相對於塔貝爾開創一個新聞時代,凱瑞尤更像繼承時代的遺產,走在一條顛簸但有跡可循的軌道上。此語並無貶抑意味,事實上,凱瑞尤承受不小壓力,當多數媒體吹捧一家宣稱將改造歷史的獨角獸,他逆向行駛,花了10個月,調查這家眾多政治人物護航的明星企業。

不過,凱瑞尤能長期追蹤一則新聞,背後是組織資源的充分支持。截至目前,旗下擁有《華爾街日報》、《紐約郵報》的新聞集團在損益平衡線上掙扎,小有盈餘,卻是靠著停印亞洲及歐洲的紙本《華爾街日報》,以及房地產網站的獲利撐出營收。

然而,作為最早建立收費牆的報紙之一,《華爾街日報》仍然提供類近《麥克盧爾》的後援支持,以穩定收入及龐大讀者作為第一線記者的糧秣彈藥。從塔貝爾到凱瑞尤,正好見證了印刷媒體的上升段與滑坡段,以及新聞記者在這場雲霄飛車的瘋狂旅程中,種種清醒、暈眩、亢進、神馳。

新時代的記者日常

如今,新聞記者的命運,身不由己與智慧手機、社交網站、程式化廣告捆綁在一起。發掘議題、突破採訪障礙之外,眼角餘光必須留意前方山坡的滾滾落石,那些發即時、拍影音、拉廣告、衝臉書專頁粉絲數的非傳統任務,像是一支容易分心的叢林探險小隊。

因為如此,在塔貝爾與凱瑞尤之間,是前線傳來的各種傷亡報告。例如,今年普立茲突發攝影獎得主凱利(Ryan Kelly),去年8月採訪夏洛特鎮的白人種族主義遊行時,拍下一名支持者開車衝撞反制群眾的驚悚瞬間,因而獲獎。然而,那天恰巧是凱利在夏洛特鎮《進步日報》工作的最後一天

地方新聞產業蕭條,不斷裁員縮編,讓《進步日報》只剩6名文字記者、2名攝影記者,凱利早已遞出辭呈,準備跟隨妻子的新工作搬家,轉任當地一家啤酒廠的社群編輯,每天下班前有免費啤酒可喝。但遊行當天,他無暇打包,抓著相機在酷熱囂譟中採訪,事後,他留下來協助處理新聞,小小的編輯台繼續忙碌,足不出戶,整整叫了4天披薩。

龐斯(Anthony Ponce)是另一種故事,2016年,他放棄豐厚待遇,辭去NBC旗下的芝加哥地方電視台主播及記者工作,聲稱「對電視新聞的15秒引述(soundbite)文化感到厭煩」,於是,他改行當叫車軟體Lyft司機,與乘客暢聊各種議題,在他們同意下,將對話內容製成網路廣播(Podcast)。當時,龐斯太太正懷了第一胎,為了省下房租,他們搬回家與父母同住。

然而,他的每週網路廣播「後座駕駛」大受歡迎,每集下載約3萬次、累計超過260萬次。龐斯認為,他還在街頭採訪,只是換了一種形式,不再受傳統電視新聞格式的限制,雙方更像是開放對話,而非單方面受訪,他能談出前所未有的內容深度,這才是他的「夢幻工作」。

不過,這份夢幻工作無法提供醫療保險,今年3月,他回到福斯系統的地方電視台,為晨間新聞製作電視版本的「後座駕駛」,同時保留他的網路廣播。龐斯自豪的是,他跑了1,000趟車載客,至今仍是「五星駕駛」。

在波濤洶湧中求生

相較於凱瑞尤的Theranos獨家,凱利與龐斯更接近新聞記者的現實日常:家庭責任、帳單壓力、熱情理念與物質條件衝撞交戰。數位資訊環境加劇這些衝擊,擴大這些矛盾;此外,組織變動,轉型挑戰,政治人物帶著政治目的攻擊媒體,不同立場媒體交互攻訐,社群平台點燃一場我們還不理解的混戰,極端言論與惡意陰謀被貼上「假新聞」的冤錯標籤。

大氣候的風暴擾動,主導當下的媒體晴雨系統,經常掩蓋個體努力的微聲。國際記者聯盟(IFJ)統計去年至少有81名記者殉職,另有超過250名媒體工作者入獄。以義大利為例,去年就有2名記者因報導黑手黨內幕,遭到殘忍殺害,目前仍有12名記者受警方全天候保護。

多數新聞記者並非英雄主義的產物,只是懷抱某種執拗,站在歷史路口的好奇記錄者,有人載浮載沉,有人斷念離開,更多人死守戰壕。這是一個既不偉大也不特異的群體,甚至不時犯下愚蠢錯誤;但當我們拉近焦距細看,或許能看見各種時代的迴波,各種敏銳勤勞與疏懶怠惰的職場典型,各種凱瑞尤、凱利或龐斯。

這是記者工作的現狀,此一曾滋養海明威、馬奎斯、山崎豐子、格雷安.葛林的職業,至今仍教人愛恨交集,不忍離棄,正如這個複雜糾葛、善惡交鋒的危險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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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是舞台劇演員;雜誌及報紙編輯、記者;新聞網站副總編輯;目前為兩個男孩的爹、天下雜誌特約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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