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週七先生周記，專題研討這一題：台灣正遭受少子化浪潮的襲擊，未來將面臨人口老化、學校倒閉、稅基萎縮、健保破產、勞動力不足等重大危機（參考文章「不老日本 高齡台灣」）；在此同時，我們的政治人物，真的知道癥結所在嗎？
我們從兩則新聞談起，七月中，新北市宣示將延長國小課輔時間，從下午五點延至七點，方便家長晚點到校接小孩。
八月九日，父親節隔日，連勝文陣營發表育兒政策，亮點除了每月多發500元育兒津貼，孕婦每月四次免費瑜珈課程、補助計程車資進行產檢、設立公立托嬰中心，還有「配合家長下班時間彈性延長幼教時間」。
延長國小課輔或幼托的時間，都不是一種好政策，並不能解決少子化問題，只會讓父母超時工作正常化，讓親子陪伴的時間更少。接下來，我們將以七個QA及文章推薦，解釋這件事。
一、延長國小課輔或幼托時段，對於忙碌的雙薪家庭很方便呀，為什麼不好？
答：這些便宜行事的手段，都只是治標，而非治本；都只是合理化雇主壓榨勞工，合理化「責任制」，將家庭教養與陪伴責任丟給學校，或說，將父母與子女的日常寶貴時間，「外包」給無奈的公立小學教師。
1980年代，台灣社會曾發起「爸爸回家吃晚飯」，現在，不僅爸爸沒辦法回家吃飯、媽媽沒辦法回家吃飯，連小孩幾乎都沒辦法回家，或只能延後吃飯。延長幼教或課輔時間若成為常態，親子周間相處的時間，將只剩下洗澡與睡覺，標準「把家庭當旅館」。
真正友善育兒、減緩少子化的政策思維，絕非變相鼓勵家長超時工作、讓雇主更有理由要求加班，而是應由政治人物結合政黨與輿論力量，打造一個更加有利育兒的環境，不只對家長友善、更要對小孩友善（試問，小朋友很樂意在學校留到天黑嗎？），這才是真正進步的育兒政策。
總之，任何育兒政策，若非以嬰幼兒利益及親子關係為中心，就不是好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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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那麼，什麼才是對家長及兒童有利的政策？
答：我們身邊的職場經驗，很容易找到類似例子：育有幼兒的家長（經常是職業婦女），為了準時下班接小孩，必須略帶歉意請求主管諒解，甚至因此被視為黑羊，被認為不夠敬業。這才是一般薪資族不敢生小孩，或只敢生一個的重要原因。
一個重視少子化問題及親子關係的社會，不該存有「工作優先於家庭」的觀念，應該反其道思考。以下，是幾個國外的例子：
● 在瑞典，育有幼兒的工作者在幼兒上小學前有權利減少工作時數，同樣地，在英國幼兒 6 歲前，亦可要求彈性工時，及減少工作時數。
英國在 2003 年時推動兩項新的稅賦抵減：兒童照護稅賦抵減（CTC）及工作稅賦抵減（WTC），兩者均需所得調查，並根據家庭狀況支付，若額度超過一個家庭的課稅額度，該家庭可以退稅形式獲得此項福利給付。
芬蘭、瑞典的政策模式都在於提供育有子女的父母一種連續性的資助扶持，從子女出生到上小學，政府都連續地資助父母，讓父母雙方都可從事全職工作且能陪伴其子女。給薪的育嬰假讓父母能在子女出生的第一階段可由自己照顧，同時以津貼補助托兒費用，學童課後輔導照顧等措施，特別是在瑞典的父母可以選擇降低工作時數的 25%，或者分批休育嬰假直到小孩 8 歲。
● 40年前，瑞典首先試辦不分性別的有薪育嬰假制度。這個制給予新手父母180天的育嬰假，支付90%的工資，且父母可以隨心所欲選擇由誰來休、用什麼方式休。但這個制度一開始跟父親扯不太上關係：在這個有薪育嬰假制度的第一年，父親休的育嬰假僅占了所有假的0.5%。
現在這個比例已經提高到1/4。其中一個理由是，育嬰假制度現在變得更大方了，第一胎的育嬰假，從180天大幅成長到480天。但同時也做了一些調整，鼓勵夫妻雙方，在育嬰假中的分配上可以更平衡。1995年，引進了一個被稱做是「老爸月」的制度。在這次改革中，如果雙親都休了至少一個月的育嬰假，那這個家庭將可獲得多一個月的育嬰假。
台灣雖有彈性減少工時的規定，但政府與企業既未鼓勵，在職場實務上根本徒具虛文，造成家長面對工作與育兒，經常被迫選擇犧牲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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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可是，經濟不景氣，台灣社會具備這類政策條件嗎？
答：根據勞委會（現在的勞動部）去年調查，台灣勞工的工時，已是全球第三高，顯然，工時長短不是、也不該是經濟景氣的藉口，或代罪羊。
台灣於1998年推動隔周休二日、2001年實施周休二日，當時，社會上都有疑慮聲音，認為台灣尚未具備此一條件，也都有「工商大老」批評會影響經濟競爭力；十幾年後的今天，仍有部分產業未能全面周休二日，但社會應會有此共識：周休二日並非不景氣因素，反而能讓受薪勞工享有較好的生活品質。
請讓我們記住一件事：「工時」是勞動條件與社會環境的流動關係，絕非一成不變。接下來，我們應該樂見其成，並催促政府修法，將法定工時從每兩週84小時，縮短為每週40小時；在此同時， 如果我們希望營造一個更友善的育兒環境，當然應該鼓勵育嬰假及彈性減少工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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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台灣稅制與國外不同，我們有足夠資源實施育兒利多嗎？
答：這是個好問題，歐洲許多國家的稅率，的確高於台灣；但我們也不能忽視，台灣有些產業的免稅優惠過於浮濫、企業海外逃避稅嚴重。台灣企業繳交稅額只有ＧＤＰ的2.7％，比大陸的3.6％還低，更只有香港的四成多。
根據《天下》雜誌的調查，全台營收最高的一千大上市櫃公司，五年平均的實質稅率只有12.2％，相當於全戶年收入50萬到110萬元的中等家庭稅負，聯電、聯發科、台塑化等賺錢的大企業，實質稅率都不到5％。
若能改善由受薪階級扛起稅負重擔的現狀，妥善資源配置，當然可能釋出適切合理的育兒利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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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要求地方政府或參選人，帶頭打造友善育兒的環境，會不會不切實際？
答：在理想狀態下，政治人物當然應該扮演社會進步的領頭羊。其中，有些手段可以透過政黨的集體力量，有些可以在自己的法定權責中發揮；此外，政治人物也能透過個人行動與輿論鼓吹，引領社會集體思考與討論。
若以義大利議員Licia Ronzulli為例，她堅持帶著女兒參加歐洲議會，一方面她認為沒有任何政治，比孩子更重要；另一方面，她以此行動為職業婦女爭取權益，為延長女性產假、增加新手爸爸育嬰假日數而發聲，這正是政治人物以個人信念與行動，宣示社會改革的一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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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延長國小課輔或幼托時段，對於教育資源會有什麼負面影響？
答：這也是個好問題，台灣各縣市財政普遍不佳，已經嚴重衝擊教育體系，高度推薦《天下》七月底這篇報導：
「台灣所有國中小學，每六個老師當中，就有一個是非正式老師（包含代理、代課、兼任老師）。
近三萬名的非正式老師中，有一大部份是沒有教師資格、月薪低於二二Ｋ、來來去去的『鐘點教師』。這個情況，今年又更形惡化。」
受限於地方經費與教育資源，只能大量聘任論時計薪的鐘點教師，國中老師鐘點費360元、國小只有260元，後者月領不到22K。在這種艱困環境下，若不全面檢討稅制及地方財政劃分，反而貿然延長國小課輔或幼托，當然會進一步擠壓地方教育資源，讓基層教育品質更加惡化。
當地方財政如此困難，更顯得台北市參選人倡議「孕婦每月四次免費瑜珈課程、產檢補助計程車資」，是吃人夠夠的天龍國思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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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生兒育女是個人的事，為何該投入社會關注與政策資源？
答：這是一個選擇問題，在於我們是否承認「少子化是國安危機」。除了一開始提及的報導「不老日本 高齡台灣」，以下引述BBC中文網的一篇報導，作為本週七先生結尾。無論如何，以幼兒及親子關係的利益核心，重新思考政策、妥適分配資源，才能打造友善育兒的社會，減緩少子化的未來衝擊。
「一般來說，每位婦女生育2.1個子女數是維持替代人口的水平，台灣早在 1984年就已跌破2.1人的關卡，2010年跌破1，只有0.895，寫下最低紀錄。
以去年為例，台灣出生的總人數是19.9萬人，和12年前的蛇年相比較，減少了24%。
台灣2016年「扶老比」（工作年齡人口扶養老人比率）將升至18.0％，首度超過「扶幼比」（17.8％）（工作年齡人口扶養幼兒比率），顯示人口的結構正在改變中，工作年齡人口負擔日趨沉重。
數據顯示，台灣的工作年齡人口在2012年達到1730萬人的最高點，2015年起將逐年下降。2012年，工作年齡人口佔總人口比率高達74.2％，到了2060年只有50.7％（960萬人）。
由此看來，台灣的人口結構已成為一項不穩定的因子，牽動未來發展的走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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