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如何擁抱網紅文化？記者與網紅角色互換的「重啟人生」

最近，《天下》推出一份會員新聞信「胡說科技」，由總主筆陳良榕撰寫半導體與科技業的產業分析。「阿榕伯」的Podcast早有名氣，然而，他跨足個人形象鮮明的新聞信，我有位朋友認為很有意思，「新聞記者似乎朝向網紅移動？」

為了討論此事，我丟給他一篇文章。元月初，曾任網路媒體Vox副總裁的尼爾森（Liz Kelly Nelson）發文，題為「2025年，誰有資格稱為記者？」，引發不小迴響，主要論點如下：

1.  過去，將「專業記者」與「網紅」（Influencer）視為對立概念，是出自新聞業消失的恐懼，而非理性現實。只要發表的資訊或論述都基於事實，前述兩者的工作內容並無不同；

2. 「專業養成」與「可信度」等新聞價值仍然重要，然而，無論是網紅，或依循「創作者模式」的記者，累積信任的路徑已與過往不同。他們更依靠個人信賴，而非機構信賴，他們也更需要塑造獨特風格與親密感；

3. 新聞業正在發生巨變：更加個人化、更互動、更依賴社群平台。相對的，未來新聞生態系統中，假訊息（Misinformation）可能更猖獗；專業記者、自媒體創作者、教育界應該攜手合作，制定行業倫理標準，並共同提升資訊素養能力。

當新聞與網紅共舞

文章發表後，尼爾森應邀主持奈特（Knight）媒體論壇，探討兩大議題：

1. 網紅型創作者如何為內容注入專業性？

2. 傳統新聞業從網紅的創新信任與互動技巧中，能學到什麼？

在不同語境與案例中，網紅有時可代換為「自媒體」、「KOL」或「內容創作者」。尼爾森離開 Vox後創立「C計畫」，C即指內容創作者（Content Creator）。她希望從中尋找媒體轉型的下一路口。

2月間，她以「傳統媒體到 AI：新聞業的演變」為題，製作一份當前的資訊生態系統地圖，區分8種新聞來源的漸層光譜，從光譜一端的「傳統媒體」，到「創作者型記者」、「新聞網紅」，直到另一端的「AI生成內容網站」。

尼爾森詳列各種名詞定義、商業模式、現有案例、強項與風險，主張新聞機構必須快速適應變革，與新興的內容創作者模式共存，並確保新聞的專業性、準確性與公信力不被削弱。

她寫出我好奇已久的事：社群與AI時代裡，專業記者如何與網紅文化尋找交叉點，彼此學習，相互啟發，合作創造一個可信賴、負責任、具備正面影響力的資訊生態。

圖片來源：Andrey_Popov／Shutterstock

新聞轉型的下個節點，是「網紅」？

在台灣，「網紅」通常是貶大於褒的新聞名詞。一方面「壞事傳千里」，網紅圈確實不乏投機炒短線、對自產內容缺乏責任感的創作者；二方面新聞媒體對網紅經常抱持敵意，面對網路炎上風波，有時不免見獵心喜。

然而，就像商業媒體有各種愛憎善惡，自媒體也是。微妙的是，當我們回溯新聞這一行的起源，無論是西方的黨派報紙、梁啟超的《新民叢報》、蔣渭水的《台灣民報》，創辦者都可喻為「前網路時代的政治網紅」，他們的文章，也不見得符合客觀中立、事實查證等現代新聞意理。

而且，報業初創時，一如現在的自媒體，少有系統性知識，大多仰賴商業直覺與經驗法則摸索演進。直到20世紀初，密蘇里大學、西北大學、哥倫比亞大學陸續成立新聞學院，「新聞」才逐漸成為一門專業，一個學術分類，一種產業標準。

今天，數位科技與閱聽文化將我們推到同樣路口，昔日由活字印刷推進的報紙新聞，如今改由伺服器與手機螢幕驅動。技術演化與世代變遷不斷挑戰「新聞」定義，「網紅」或「自媒體」叩關，正好翻開《新聞傳播史》另一篇章。

除了尼爾森的文章，我還能隨手舉幾個例子：

1. 「美國新聞研究學會」（American Press Institute）正與奈特基金會合作，探討地方媒體如何與網紅合作，以深化社區互動。目前已有6家新聞機構參與，透過公共價值的溝通，他們賦予這些網紅另一定義：「可信賴的傳播者」（Reliable Communicator）。

2. 72歲的諾貝爾經濟獎得主保羅克魯曼（Paul Krugman），去年自《紐約時報》專欄作家一職退休，轉身在新聞信平台Substack創立社群，會員每月收費7美元，目前，試閱與付費訂戶共27.5萬人。

3. 去年大選時，無論川普或賀錦麗，都力邀網紅報導競選活動；如今，川普白宮記者會的開放對象，也包括新聞網紅。

在衝突中競合、在傳統中新生，未來，網紅文化與新聞媒體的交叉路口在哪裡？如何區辨「可信賴傳播者」與「惡意或虛假訊息散布者」？「網紅」一詞源自行銷界，未來如何重新定義？最後，專業新聞人如何向網紅學習？

懷帶這些好奇，我決定，下篇文章主題就是「來去找網紅喝咖啡」，或許，我們能找到台灣的本土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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