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專欄名稱「715公里之間」，我想到一個在香港郊野公園（差不多是台灣「國家公園」的概念）撿到的廢飲料瓶。
那個礦泉水品牌，在香港很多超市都買得到。吸引我注意的，是瓶身標籤上的商品資訊：「水源地直接裝瓶」。原產地是法國，代理及進口商則是一家台灣公司。
看著這個遭遺棄的瓶子，我打開手機計算它遠渡重洋由法國到台灣的距離，原來有9,000多公里；之後由台灣運到香港販售，又經歷715公里，總計大概就是1萬公里。
我在香港的工作，包括淨灘和淨山，撿拾廢品時，常常會苦苦思索它的前世今生。當時我想的是：經歷萬水千山後，這瓶子裡的水被某個口渴的登山客不消幾分鐘喝完，然後隨手扔到野地。
我又想，如果自己是一頭遠古時代的恐龍，死後埋於大地，經過億萬個寒暑，成為你點亮燈光、驅動汽車奔馳的石化燃料，以及這個塑料瓶（塑膠是石油副產品）——而那個塑料瓶沒幾下便被丟掉。要不是我撿起了，不知又要等幾多個百年，才能真正碎化，回到大自然的循環當中。
愈想愈荒誕。
從人人都來取經，到主責官員感嘆「自慚形穢」
這樣的715公里，似乎扯得有點遠。然而，這超時空的荒誕情節，不時上演。
把時間回撥到2013年，當年我以香港政府廢物收費支援小組成員的身分，與環境局局長黃錦星等參訪台北的廢物管理經驗。歡迎宴上，當時的台北市長郝龍斌說了一席話，但我對當中一句印象特深也格外感慨。他說，自己當環保署署長（2001至2003年）時，經常參照香港的廢物管理經驗。
我是香港早期的環保記者，90年代不時報導海峽兩岸民間到港取經，來者不乏美言，包括讚嘆香港廢物處理設施如何宏偉、填埋場如何滴水不漏，那可說是香港在垃圾管理上最風光的日子。97回歸後，參觀的人和美言愈來愈少，畢竟，美輪美奐的硬體設施人人都會蓋，香港值得觀摩、參照的價值也就愈少。
到今年，差不多又過了20個寒暑。大家都不來，又豈止因為硬體建設追上了？幾年前與主責廢物議題的香港官員聊起，清楚記得他吐出「自慚形穢」四個字。他說，香港曾經對垃圾處理設施的建設和管理引以為傲，但隨著環保概念的推進，台北和首爾等地早就在談資源管理，層次和高度都把香港比下去了。
台港兩地在廢物管理上起步點接近，彼此都經歷過堪稱失序的垃圾量雙位數增長，多得快沒地方填埋。在台灣，有縣市鄉鎮的垃圾車「偷雞摸狗」，半夜潛到別人的縣市非法棄置，而且「有來有往」，爆發赫赫有名的垃圾大戰。至於運不走的垃圾，唯有堆到自家門前。譬如當年台北市內湖基隆河畔的「垃圾山」，足足有3個足球場大，17層樓那麼高。
香港沒有垃圾大戰的戲碼，但17層高的垃圾山在我城卻是小兒科。面對垃圾圍城的挑戰，殖民時期的港英政府不朝源頭減廢前進，而是循工程方向在末端對應問題，也就是斥巨資興建3座國際級的填埋場，以為它們能像黑洞般把垃圾通通吸進去。奈何此城的廢物有增無減，再深的胃納也有消化不良的一天，其中一座更被廢物堆疊出接近80層高，成為香港其中一座高聳的「人工建築」。
這正好反映單單做垃圾處理的不足，要是沒有資源管理的永續思維，難關總會在不遠處等着。
當台灣環保努力邁進，香港卻遲滯不前
而在政府架構的層面上，香港早台灣一年（1986年）成立環境保護署，可是兩地的減廢工作很快便愈走愈遠。在郝龍斌擔任環保署署長的前一年，台北市落實垃圾費隨袋徵收政策。反觀香港，廢物收費政策在梯間響足15年，以為今年暑假前有望通過，相關法案卻在政府配套不濟、建制派扯後腿下，胎死腹中。
過去確實有點不忿，認為台港兩地同種同文、同樣在二戰後接收了大批外來人口、在一年間「前後腳」成立環保署、同列亞洲四小龍——為什麼在減廢上，香港偏偏一直落後？向台灣環保官員探問成功之道，對方反而問我：論教育水準、經濟水準、公民素質、法治狀況，香港哪樣比輸台灣？是否該由我們回應為啥辦不到？
言猶在耳，不獨是環保，香港政府這年間在法治、教育、執法等各方面，還要來個全盤大崩壞。台灣的環保工作當然也暗湧處處，中部的空氣污染、西部縣市的缺水、南部事業廢棄物亂埋亂坑等，看得人觸目驚心。但對照今日沉淪中的香港，依然難免神傷。
同一個廢飲料瓶子，在台灣大概會被人撿去回收再造，但在香港，回收率只有低得卑微的0.2%。台港兩台的距離，還會愈拉愈遠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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