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4日開始，美國人的日常生活中，將會開始出現一枚特殊的新硬幣。這是美國史上第一次有亞裔女性，成為貨幣上的肖像。
根據紀念美國憲法第19號修正案100周年的「美國女性鑄幣計畫」（American Women Quarters Program），美國鑄幣局（United States Mint）在2022至2025年間，每年會發行5種不同樣式的25美分硬幣，選出各領域女性先驅的肖像，呈現在硬幣上，以此紀念美國女性的成就和貢獻，並提醒後代如何以遠見和野心，創造更好的未來。
獲獎的女性來自多樣化的種族背景，成就遍及社會活動家、女權主義者、作家，更有許多的女性先驅──第一位進入太空的女性、第一位當選首席酋長的女性、第一位公立學校的女校長、第一位美洲原住民女飛行員，以及第一位好萊塢華裔影星──黃柳霜（Anna May Wong）。
黃柳霜是誰？為什麼被選上？我認為她在越來越多亞裔臉孔出現在公眾媒體上的現在，能以非刻板、積極的形象被描繪出來，非常有意義。而這個終於迎來的、比過往更進步的多元平等，是因為曾經有無數前人奮力抵抗受挫。黃柳霜就是最好的例子。
從洗衣工女兒到好萊塢演員
1905年，黃柳霜出生在加州洛杉磯的第三代華裔移民家庭，她的父親在唐人街開洗衣店，她從小就在那裡幫忙。當時的排華氛圍，讓她吃過不少苦；也大約在那時，電影產業從東岸紐約遷居到西岸的洛杉磯，常有攝影團隊在她家附近取景，讓她有機會近距離了解電影，開始產生熱情。
黃柳霜的父親如同大部分亞洲家長，非常反對她的興趣。她在14歲時瞞著父親去電影《紅燈照》（The Red Lantern）擔任提小燈籠的臨時演員，從此一發不可收拾的愛上電影，之後便常在不同的電影裡跑龍套。她曾說：「我作出那個決定時年齡還很小，但那時我就知道，正因為我年輕，我輸得起。所以我決定給自己10年的時間來奮鬥，成為一名成功的女演員。」
她沒有辜負這句話的承諾，很快在1921年的《人生》（Bits of Life）中，首次出現在演員表字幕上；更於1922年首部以特藝七彩技術拍攝的《海逝》（The Toll of the Sea）、1924年道格拉斯．費爾班克斯的《巴格達竊賊》中一炮而紅，吸引觀眾和評論家們的注意與持續好評。
後續的代表作還有1929年的《唐人街繁華夢》（Piccadilly）、與瑪琳．黛德麗（Marlene Dietrich）演對手戲的《上海快車》（Shanghai Express）、《上海女兒》（Daughter of Shanghai），以及驚艷歐洲的《愛比刀更利》、《人海浪蝶》和1931年的《龍女》（Daughter of the Dragon）。黃柳霜留給電影業的豐富遺產，從她1920年代闖入好萊塢，一共有60多部，演藝事業跨越無聲電影、有聲電影、電視劇、舞台劇以及廣播劇。
然而，即使她實力與名氣兼具，每部電影叫好又叫座，卻依舊無法逆轉電影圈對亞裔演員的刻板印象。種族主義成為她演藝之路最艱辛的困難和挑戰。
刻板印象中的亞洲角色：龍女與蝴蝶夫人
黃柳霜當時的最大困境是，當時亞洲演員的角色型態非常受限，女性通常只能扮演「龍女」（Dragon Lady）、「蝴蝶夫人」（Madame Butterfly），或是帶有異國風情的女子，此外就沒有其他能演的角色，好萊塢也不知道將她放在哪裡。
「龍女」（Dragon Lady）是西方在1930年代創造的一個術語，用來形容強壯、性感、欺騙和霸道的亞洲女性。這個充滿歧視性的詞彙是衝著東方女性而來的。後來「Dragon」普遍成為西方世界用來貶低東亞洲的用語，它被用來形容擁有權力的亞裔壞女人。中國的慈禧太后、宋美齡，都曾經被稱作「Dragon Lady」。
龍女的反面則是「蝴蝶夫人」（Madame Butterfly），指的是嫻靜、被動、對異性充滿天真誘惑的女烈士。黃柳霜在《海逝》（The Toll of the Sea）的角色，就是基於「蝴蝶夫人」的形象──白人和亞洲女孩墜入愛河，白人離開後，亞洲女孩為情自殺。這種現在看來讓人想翻白眼的劇情，在當時卻是非常受歡迎。
這些亞洲人被定型的角色，從本質上來說幾乎是種族誹謗。然而回想近幾年的電影，會發現這些歧視離我們並不遙遠。例如1997年的《王牌大賤諜》（Austin Powers）和2003年的美國武打電影《追殺比爾》（Kill Bill），兩部電影都將電影中的亞裔女角色描繪成過度性感裸露、具侵略性的女性，這都是對亞洲女性不正當的刻板印象，好像亞洲女性就是必須呈現性感、誘惑一樣。
在我初來美國時，我的兩位亞裔美國朋友都曾不約而同的跟我說：「妳要小心白人的戀物癖！」我當時滿頭問號，進一步去查「戀物癖」（Asian Fetish）到底是什麼意思。當我搜尋類似「Seeking Asian Women」這樣的字眼時，結果竟高達上億多條，有各式各樣為西方男人提供的服務、亞洲寶貝，還有許多人詢問「她們為什麼都那麼漂亮？」其中當然不乏各種色情網頁、癡迷、性虐待等字眼，搜尋的過程讓我膽顫心驚。
「東亞女性戀物癖」的正常化，是西方世界過去普遍存在的問題，而這種戀物癖透過各種形式的流行文化和大眾媒體得到鞏固。於是我終於明白，那個疫情期間發生在亞特蘭大韓式按摩店的槍擊事件，女性被視為槍手聲稱的「性對象」和「誘惑」，並不是偶然，而是直到今天，亞裔女性都還切實面臨的共同處境──被公然的性化。
另一方面，主流媒體上呈現不當的、窄化的亞洲女性形象，也讓從小就出生在美國的亞裔女性不知道該如何尋找與自己相似的角色，是龍女還是蝴蝶夫人？如果都不是，那她們又是誰？
回到黃柳霜的故事，在《巴格達竊賊》成功之後的好幾年裡，她所出演的角色持續一成不變。她曾於接受採訪時，不諱言的表達自己對這些好萊塢角色的不滿：「他們只讓我演那些角色，我真是煩透了。」談到自己的東方臉，她說：「好萊塢似乎容不下我，因為對於那些華人角色，製片人寧可讓匈牙利人、墨西哥人，或美洲印第安人來扮演，而不讓真正的華人來演。」諷刺的是，她的亞裔面孔卻是電影製造話題、催生票房的利器。
被種族主義困住的女主角與愛情
黃柳霜的第二個困境，也是後來促使她演藝生涯移居歐洲的主因，是有關美國1850年通過的《反異族通婚法》。此法令禁止不同種族之間的交流，因此亞裔演員無法在銀幕上與白人男星接吻，除非對方同樣是亞裔演員。這造成亞裔女性很難獲得演出女主角的機會。
其中一個最著名的例子，是1937年電影《大地》（The Good Earth ）的選角。當時導演米高梅（Metro-Goldwyn-Mayer）想改編賽珍珠（Pearl S. Buck）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小說《大地》，整本書的故事是來自作者在1920年代在中國的生活。即使作者有意讓黃柳霜擔任女主角「阿蘭」，但導演卻拒絕了，寧可讓德國女演員露薏絲．蕾娜（Luise Rainer）把臉孔化妝成黃色來扮演這個角色。露薏絲後來因為這部電影獲得第10屆奧斯卡最佳女主角獎，黃柳霜則被迫試鏡另一個角色「荷花」，一個類似妓女和姨太太的角色。
幾年後，黃柳霜厭倦了在美國電影業遇到的挫折，她決定離開好萊塢、移居歐洲，尋找其他演出機會。在歐洲，她的魅力和美麗讓柏林的知識精英們著迷，她也以優雅的禮服和髮型在倫敦掀起了時尚熱潮。不幸的是，她獲得的電影角色只是稍微好一點。而她的私人感情生活也同樣沮喪。她常愛上白人男性，但由於通婚法律，與她相戀的白人永遠不能娶她。這樣的醜聞會毀了她的職業生涯。
披荊斬棘為東方女性開創更平等的未來
作為首位好萊塢華裔女星，黃柳霜的故事直至今日仍激勵許多後輩。她於1960年被選為好萊塢星光大道上的一顆星，於隔年2月3日逝世。
如果說黃柳霜的演員生涯帶給美國和西方世界什麼樣的影響和貢獻，那大概是藉由她的作品，幫助了現在的美國和世界塑造了種族現代性──因為她體現了1925年至1940年間「東方」女性的形象；又，她的才華和她對美國、歐洲演藝事業的探索和貢獻，也充滿開創性。最後，她作為女演員，在20世紀初所面臨的挑戰和歧視，也直接反映了我們今天所處的、仍須改善的世界。
我們可能會覺得，現在的某些電影顯得太政治正確、非常刻意；但如果我們把時空拉回1930～40年代黃柳霜所處的西方世界，想像黃色臉孔穿梭在好萊塢的突兀與不公平，以及無論怎麼拚命和努力，都始終被視為「異鄉人」的無奈與孤單──那麼，現在一些看似太政治正確的角色，是不是對像她這樣曾經努力一搏的少數族裔來說，可以被視為一種欣慰和值得歡呼的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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